的得之于桂林那个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

    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烦。比如，他们不会让你享受房屋贷款，因为你兄弟是个共产党员。我就对她说：你怕啥。你已经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了。但她还是胆小。”

    “别看安梅阿姨整日价这般忙忙碌碌，”我妈说，“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忙点啥。”

    我现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个七十多岁、矮个头怄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欢，迈着瘦骨伶仃的双腿忙碌着。她有老年妇人那种平坦而柔软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么，以至引起我妈对她如此苛求。其实岂止安梅阿姨，其他朋友，乃至对我爸、妈都觉得有种种的不够、缺陷和失调。她向来以“五行”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

    对“五行”的理解，则是据她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理解。她跟我说：

    “火”太盛，则脾气大，比如我爸。妈常常要指责他抽烟的陋习，为此，常惹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现在他之所以常对妈觉得内疚，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