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

    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轮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头，两边各兜着一个孩子，两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食。我提着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处被勒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腻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连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它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还有人们扔下的银器。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眼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子然一身，两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

    “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