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忙忙走了。此时一听说又要来兵，母亲紧张得浑身发抖。

    甲长说：“这次来的是共产党的兵，是解放军。”

    孙敦兰的母亲仍是抖个不止，她没见过解放军，也没听说过共产党。甲长旁边的大个子兵说：“大娘，别害怕，我们就是抗日时期的新四军，现在叫解放军。”

    孙家圩子这一带在抗战时期是游击区，日本的部队和伪军住蚌埠市，新四军在梅花山——那是罗炳辉带的新四军六支队。白天是日伪的天下，夜里是新四军的天下，这一带的百姓没有不知道新四军的。孙敦兰的母亲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将南面新盖的准备给二儿子娶媳妇用的四间茅草房让了出来。

    孙敦兰那年十四岁，开始被母亲锁在后排屋子里，后来从窗口看到几个兵拉着一些绳子，东一条西一条地往南屋里拉，觉得挺好玩，就越窗而出，站在院子里看。看着看着，他就凑到南屋门口，屋里明明没有一个人，却听到有人说话，还是个女人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仔细寻找，渐渐发现声音是从一个方方的木头匣子里传出来的。

    “闹鬼了！”他喊了一声，撒丫子就跑。

    院子里的兵哄堂大笑，故意逗他：“越跑鬼越追！”

    他头也不回，嗖地又跳进窗内。

    第二天大部队就来了。住进孙敦兰家南屋的是个胖子，四十多岁，不算高，大脸盘，大眼睛，大嗓门，跟着四个听差的。孙敦兰的母亲还是把大儿子、二儿子藏进了地洞里。

    一天过去了，那胖胖的官只在傍晚到村外溜达了一会儿，一整天都没出屋。到他屋里去的人倒是不少，个个匆匆忙忙，拿着纸、本，喊着“报告”出出进进。孙敦兰的父亲对母亲说：“这些兵倒像是新四军，在村里征粮草都是公买公卖，不打人，不抓丁，不看女人，穿戴也齐整，跟刘汝明的队伍不一样。我看还是把两个小子叫出来吧。”

    母亲同意了。孙敦兰说：“别锁我了，我听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外面唱歌呢。”母亲也点了头。

    第二天孙敦兰的父亲出门到田里去，那个胖胖的官笑呵呵地打招呼说：“老板，种了几亩田？”

    “四亩，长官。”

    “庄稼长得好不好？”

    “托长官的福，今年雨水不缺，麦子、稻子都还可以。”

    “哈哈，我没有福啊，老板是托自己的福噢！”说着进屋去了。

    孙敦兰的父亲在院门外问站岗的兵：“住我家里的长官是个大官吧？人很和气哩。”

    站岗的兵说：“是个团长。”

    这天夜里，孙敦兰大伯的儿子孙敦荣悄悄对他说：“三哥，告诉你，这回来的大军稀罕事多呢！我家住的那矮个头儿官儿，天不明就用井水洗身子。真的，不信明天你早起去看。”

    次日孙敦兰早早爬了起来，溜出门去，孙敦荣已经在等他。两人跑到孙敦荣家的围墙后面，透过篱笆的缝隙，果真看到一个矮个子的人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裤，撩着一大桶冰了巴叽的冷水在冲澡。孙敦兰看得打了个寒战，紧了紧身上的棉袄。

    孙敦荣低声说：“三哥，看他洗得挺痛快，咱们也试试？”

    孙敦兰犹豫地：“那不冻猴啦？”

    “你看他，身上都洗红啦，他咋不冷？”

    “他们这些人会闹鬼儿，能把人装到一个很小的盒子里；不用洋油，不用火，手一碰，灯会自己明！”

    “小鬼，你们在那里做啥子嘛？”那矮个子官发现了他们。

    他们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嘀咕：“他们为啥都管小孩叫‘小鬼’呢？”

    “大概……他们都是‘大鬼’吧。”

    这天站岗的兵给孙敦兰家里人打招呼，说这几天南屋要开会，让他们配合配合，安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