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这一天来了不少人，院外停了好几辆小汽车，南屋里不断传出笑声。从窗子可以看到，那个胖胖的官和一个瘦老头儿最能笑；那个洗冷水澡的矮个子不好笑，抿着薄嘴唇抽烟，看他们笑。孙敦兰又被母亲锁在屋里，因为怕他瞎胡闹，影响南屋开会。四十八年后，孙敦兰老先生对笔者说：“哪里知道，那时候屋里坐的都是中国的元帅和将军。住在我家的是陈毅，住在孙敦荣家里的是邓小平，那个瘦老头儿是谭震林——其实他那时候也不过四十多岁，在我们孩子眼里他可是个老头儿了。长大后我喜欢看历史书，看了一些回忆录，一对号，可不得了，原来那个‘鼎定乾坤’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就是在那几天研究形成的，就在我家这座土坯茅屋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陋的作战会议室了吧！……”

    孙敦兰老先生说得不错，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总前委会议在孙家圩子召开。刘伯承正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不能到会，其余四人——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都出席了，华野参谋长张震和一些兵团司令也列席了会议。

    这些老总们各自独当一面，很少能得一聚，少不了互相问候、打趣。谭震林听说陈毅得了一个“海柳烟嘴”，便有“共产”的“企图”，说：“听说仲弘（陈毅的字）先生近日得一宝贝，也不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小气了嘛。”

    陈毅狡黠一笑：“林老板，想打我的‘秋风’吧？本人就是不上你的当！”

    众人大笑。

    邓小平点了支烟，宣布会议开始。他首先传达了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而后宣读了三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的军委来电。

    军委在三月十九日的来电曰：“……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二十二日的来电指出：“……如此，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

    时间是极其紧迫的，渡江战役即将拉开帷幕，这次战前会议即具体确定渡江方案的会议。

    邓小平指出会议的总原则是：要做好敌人集结兵力于京、沪、杭地区，暂时与我对峙或决战的准备；要考虑渡江后站稳脚跟，巩固滩头阵地，打退敌人反扑，尔后乘胜向纵深扩大战果。

    这个原则是在粟裕的情报网搜集的大量情报基础上提出的。

    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就有派粟裕渡江的战略构想，后听取了粟裕的意见，推迟了这一行动。但一向有着“超前”意识的粟裕，从那时即开始做渡江的准备，先后派出三批小部队和地方干部南下，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与长江相关联的湖河港汊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绘制了地图。第三野战军分布的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军事情报网络搜集的大批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和各类军事地图，也为这次会议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粟裕在淮海战役之后，回济南治疗了胃病。这个常年伴随他的疾病，每每在他极度紧张、疲劳之时，都要恶性发作一次。从他那黑瘦的面颊、重重的眼晕上，可以明显看出病魔和疲劳还没有离开他。这个生性沉默、不苟言笑的“粟郎”，永远是那么沉稳恬静，如同一潭幽深清澈的湖水。毛泽东注意到他的不凡，曾经认真地望着他的凹眼睛，问他是不是少数民族。粟裕摇头。其实，粟裕是侗族人，生前他却一直未知。湘西山区那个有着一片枫树林子的农家小院有他童年的记忆，但那个小院不知道自己养育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

    粟裕在会上发言，他着重指出：汤恩伯有七十五个师，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位于浙赣线上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的四十个师部署在第一线江防的有二十七个师，第二线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有舰艇一百三十余艘，分别位于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