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是无意（甚至厌恶）仕宦；有的只是一般的厌烦男婚女嫁和柴米油盐；见于经传的绝大多数是兼而有之。随便举一些例。

    王维是典型的一位，他不只行，而且宣扬：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

    唐朝末年，司空图也是这类人物。他名声大，本来有官可作，可是坚辞不作；在中条山王官谷隐居，作诗并写他的诗论。宋朝有两位有名的隐士，是连官也没有作过。一位是魏野，也许禅意更多，因为既能不仕，又能随缘。他诗名大，受到许多大人物的敬重，其中一位是寇莱公（准），可是他始终没有改变“野人”的风貌。一位名声更大，是谥为和靖先生的林逋，不娶妻，在杭州西湖孤山隐居。袁宏道曾著文称赞他：

    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解脱集·孤山》）

    其实妻梅子鹤还是其次焉者。他还有更值得称赞的，是真能够“清”，证据是临终作诗，其中有“茂陵他日求遗藁，犹喜曾无封禅书”的话。这不禁使人想到汉武帝时候的司马相如，那就偏于热，因而也就流于俗了。还有，像道学家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去”（翁森《四时读书乐》并以之入诗，曰“绿满窗前草不除”），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14．2．4处逆如顺

    我有时想，卑之无甚高论，禅悟，由理想方面看（实际复杂得多，应该另说），其成果或功效似乎可以用比喻来说明。

    这还可以分为浅深两种情况：浅的，像是身心之外围上一圈至坚至韧的盾牌，于是外界的刺激就不能侵入（即见可欲而心不乱）。深的，像是有了一种神妙的化合能力，不管碰到什么，都能使不可意的变为可意的（就是参政李邴居士所说自己的体验：“事无逆顺，随缘即应。”）。前一种是不为物所扰，后一种更进一步，是化扰为不扰，结果一样，都是能断烦恼。

    总之，禅终归是世间之内的事，想使周围没有逆，办不到；所能做的只是用内功（禅悟），求逆化为顺。这本领，在家人当然也很需要，因为在世间食息，碰到逆总是难免的。碰到，怨天尤人，哭哭啼啼，显然不如能化逆为顺，处之泰然。这是很高的修养，取得很难，但也非绝不可能。举偶然想到的几位为例。

    一位是范仲淹的长公子范纯仁。抄他的两件轶事为证：

    范忠宣（称谥号）谪永州。公夫人在患难时，每遇不如意事则骂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为一笑。舟行过橘洲，大风雨，船破，仅得登岸。公令正平（纯仁子）持盖，自负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苏，公顾曰：“船破，忌章惇所为耶？”（沈作哲《寓简》）

    范忠宣寓居永州东山寺。时诸孙尚幼，一日戏狎，言语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骂不已。入坐于堂上，僧诵言过之语颇侵公，公不之顾；家人闻之，或以告公，亦不应。翌日，僧悔悟，大惭，遂诣公谢。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尝闻也。（曾敏行《独醒杂志》）

    受责骂，如不闻，是禅。“岂章惇所为”，有“不思善，不思恶”的破执精神，禅味更重。

    也是那个时期，苏轼一再受贬谪，最后到琼州（今海南岛），据说还强人说鬼，人家说没有鬼，他说：“姑妄言之。”这也是处逆如顺。还有更厉害的，那是清初的金圣叹，因为哭庙被处斩刑，传说死之前还说怪话，留遗书同监斩官开玩笑。如果所传是实，那就比僧肇的“犹似斩春风”少认真气，更富于禅味了。

    14．2．5山林气

    禅院多建在山中，这是出世间理想的不得已的退让一步，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