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

    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

    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