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一直对政治刻意保持距离——既不因与胡兰成的关系和伪政府或日军方发生密切关系；也不认同柯灵劝她在战后再发表作品的建议。但这并不是说她对政治完全无知，特别之处在于，她感知政治的方式是女性所特有的：如解放后，她会敏锐感受到自己去杭州旅行时要一碗面，只喝汤头不吃面而遭到的异样眼光；或是开会时清一色的素朴服装中，自己的旗袍所造成的不协调。仅仅是这些最直接细微的生活感受，已足以让她觉得自己无法适应新环境，从而选择自我放逐。

    虽有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却一直试图让世人认同她的观念：私人情感可以和政治信仰无关。在中，邵之雍第一次吻九莉，九莉的反映是：“这个人是真爱我的”。这话让人看得眼熟，很自然会联想到她备受争议的另一篇作品《色，戒》。在佳芝突然改变心意，放走易先生时，唯一的理由也是：“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如果佳芝可以为了那刹那间感受到的“真爱”牺牲掉“性命”、“身体”和“信仰”等一切，就足以证明在张爱玲的价值体系中，个人情感至少可以与政治无关甚至超越政治。

    这一点在中有一以贯之的表现，在她与宋淇的通信中便已露端倪：“我写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是为了国家主义的制裁，一直无法写。……近年来觉得monolitionalism（意为坚如磐石般的国家主义——作者注）松动了些，例如电影中竟有主角英美间谍不爱国，所以把心一横，写了出来，使我估计错了。”（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也正因如此，张爱玲虽然写香港的轰炸，写上海的沦陷，却很少直接对时事政治进行评论。当然也有例外，某些问题，她自己无法解决也回避不了，例如写到日本对香港的轰炸，九莉希望战争能尽快结束，有这么一段议论：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进来？

    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殖民地送命？

    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

    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

    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许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究竟是个体的生命体验重要，还是集体的国家信仰更重要？这长长的一段是张爱玲与自己辩论，却依然没有得出结果。

    “存为悬案”当然也是办法之一，中涉及邵雍之敏感政治身份的地方不算少，却都以坦然的态度进行处理，只作事实叙述，不作价值评判。毕竟，张爱玲宣称自己要写的，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迴，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除了爱情，中另一条主线是九莉和母亲的关系，两条主线在书的后半部分有过交叉——为了还母亲的钱，九莉收下了邵之雍给她的钱。张爱玲不回避爱情——即便是“金色的”爱情——中的难堪、功利、猜忌种种，却也不借着书发泄她对胡兰成的不满：“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像后来那样”（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她在结尾处依然以一个温暖的梦境来结束这段已成往事的情感。对待爱情、亲情、政治的态度在中一以贯之：虽不见得完全释怀，至少能够坦然面对，因此，汉奸妻、堕胎、性、背叛、人性的种种灰暗地带……都可以在中一一呈现。

    胡兰成在《张爱玲与左派》中，曾经借张爱玲的写作来批判左翼思潮，开头处引用张爱玲的一首小诗：“他的过去里没有我；曲折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