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至午夜。

    苏联的反应来得这么突然，出乎意料而又残酷无情，使得威廉·马修斯总统坐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正当他遣人去唤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和安全事务顾问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等候着了。

    那两个人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与国务卿做伴，这时，马修斯便解释了基洛夫大使来访所带来的麻烦。

    “他们究竟居心何在？”总统问道。

    他的三位主要顾问之中谁也不能做出回答，却提出了各种设想，其中主要是：马克西姆·鲁丁在他自己的政治局中遭到了挫折，无法在都柏林条约上搞下去；而“弗雷亚”号事件只不过是他避而不签字的借口而已。

    这个想法经讨论被一致否定了：不签订条约的话，苏联将拿不到粮食，而他们的库存已所剩无几了。有人提议，苏联民用航空总局鲁登科机长的丧生体现了那是一种克里姆林宫所无法容忍的丢脸事情。这也被否定了：国际条约不能由于死了飞行员而被撕毁。

    过了一个小时，中央情报局局长概括地说：“这简直是毫无道理，然而又肯定是有道理的。马克西姆·鲁丁不会无缘无故便像一个疯子那样做出反应的，而我们却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那仍然没有使我们摆脱那两个令人震惊的选择方案，”马修斯总统说道，“要么我们让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获得释放，随之而丧失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裁军条约，并在一年之内看着战火烧起来；要么我们利用我们的影响不使他们获释，随之而使西欧面临这一代最严重的生态灾难。”

    “我们必须找到第三种途径。”戴维·劳伦斯说道，“但究竟在哪儿呢？”

    “只有从一个地方去找，”波克尔威斯基答道，“从莫斯科的内部。答案是在莫斯科内部的某个地方。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马克西姆·鲁丁要做出这样的反应的话，我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制订出一个旨在避免这两种非此即彼的灾难的对策。”

    “我想，你是在指‘夜莺’。”本森插话说道，“不过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不是在谈论几个星期，或者是几天的事情，我们只有几个小时了。我认为，总统先生，你应该设法用直通线路亲自与马克西姆·鲁丁通话。以总统的身份问主席，他为什么在两位犹太人飞机劫持者问题上采取这种态度。”

    “如果他拒绝说出他的缘由呢？”劳伦斯间道，“他可以通过基洛夫来说明缘由的，或者发一封私人信件……”

    马修斯总统拿定了主意。

    “我马上要求与马克西姆·鲁丁通话，”他说道，“但如果他不接我的电话，或者拒绝给我做出解释，我们将不得不设想，他本人在他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受到某种无法忍受的压力。所以，当我在这儿等电话的时候，我将马上把这儿刚才发生的秘密事情透露给卡彭特夫人，并请她通过奈杰尔·欧文爵士和‘夜莺’提供帮助。作为最后一着棋，我将与波恩的布希总理通话，请他给我更长一段时间。”

    当打电话者请求与路德维格·扬本人通话时，特格尔监狱的电话总机话务员准备回绝那个人。有许多的新闻界人士试图与有关的狱吏通话，以获得有关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详细情况。

    但当那个人说明他是扬的堂兄弟，而扬一定得在第二天中午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时，话务员软了下来。亲属要另眼相看。她把电话接通了，扬在他的办公室里接了电话。

    “我想你是记得我的。”那个声音对扬说道。那位狱吏对他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长着一双带着劳改营特征的眼睛的俄国人。

    “你不应该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无法帮你的忙。警卫已增加了两倍，班次也更换了。我现在要始终值班下去，就睡在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