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点至晚上7点。

    如果说宣传工具对上午9点钟通话的反应由于通风报信的人靠不住而保持缄默和沉思的话，那么对于12点钟通话的反应则是狂热的。

    从中午起，对于“弗雷亚”号所发生的事情已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了，对于拉森船长与马斯控制中心站无线电通话中所说的话也是毫无疑义的了。收听的人太多了。

    各家晚报在10点钟为中午版所拟定好的通栏标题被弃置不顾了。在12点半付印的那些标题在语气和字体大小方面都增强了。在句子的末尾再也不用问号了。社论在匆忙之中写成了，有关海运和环境问题的特约记者被要求在一个小时以内立即写出评价文章。

    在整个欧洲星期五的午餐时间，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断了，以便向听众和观众播送重要消息。

    在12点零5分整，有一个人镇静自若地走进舰队街85号的门厅中，放下了一只信封，上面写着“报刊联合社新闻编辑收”；他头戴摩托车防护帽和护目镜，围巾把他的下半个脸都裹住了。以后谁也没有想起这个人，每天都有几十位这样的信差走进那间门厅之中。

    12点15分，新闻编辑正在拆开那只信封。里面装着15分钟以前拉森船长宣读的声明副本，尽管文体肯定是早在那以前便准备好了的。新闻编辑向他的总编辑报告了送信的事，而总编辑向首都警察厅报了案。那并没有阻挡将那份声明直接用无线电发送出去，报刊联合社及其楼下的姐妹机构——路透社，都向全世界转发了声明的全文。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在离开舰队街之后便将防护帽、护目镜和围巾扔进了垃圾箱，乘了一辆出租汽车到了希思罗机场，并登上了一架14点15分开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班机。

    到2点钟时，报刊社论对于荷兰和西德两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开始加大。两国政府都没有时间冷静地考虑对于所提出的要求应如何做出反应。两国政府开始收到接连不断的电话，内容是敦促他们同意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而不要面临由于“弗雷亚”号在他们的海岸附近被炸毁而势必会造成的灾难。

    到1点钟时，德国驻海牙的大使正在直接与波恩的外交部长克劳斯·哈古威茨打电话；外交部长打搅了正在办公桌旁用午餐的总理。12点钟通话的全文已经呈报波恩，一份来自联邦通讯社的情报部门，一份是电传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路透社电讯稿。德国的每一家报馆也都收到了从路透社发来的声明全文，而打到总理府新闻办公室的电话纷至沓来。

    在1点45分，总理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内阁将在3点钟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考虑整个形势。部长们已取消了在周末离开波恩到各自选区去的计划。连吃的午餐都没有得到很好消化。

    特格尔监狱的典狱长，带着某种唯命是从的心情在2点零2分放下了他的电话听筒。联邦司法部长破除了应该首先与西柏林市长通话的礼仪，却亲自给他打电话，这是罕见的。

    他拿起内部电话，对他的秘书下达了一项命令。毫无疑问，他在适当的时候将与柏林市政院联系并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只要市长在某个地方吃午饭而无法联系上的话，他不会拒不受理那位来自波恩的部长的指示。

    3分钟过后，他手下的一位高级狱吏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你已听到2点钟广播的新闻了吗？”典狱长问道。

    那时才2点零5分。那位狱吏指出，他胸袋中的蜂鸣器发出嘟嘟声时，他正在巡查；那声音示意要他马上挂电话报到。没有，他还没有听到新闻。典狱长把“弗雷亚”号船上恐怖分子在中午提出的要求告诉了他。狱吏的头垂下来了。

    “那是可以写书的材料，不是吗？”典狱长说道，“看上去我们不出几分钟就要登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