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之后，星期四的傍晚，也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新闻却很吸引人。在他们那小小的荧屏上，他们看到首相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身着蓝色衣服，面前是一片新闻电视采访记者。

    她宣布，她刚从白金汉宫回来，她已经要求解散议院。紧接着，全国就要开始准备大选，时间定为下个月，即6月18日。

    接着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这个新闻，各党派的领袖和显赫人物都在表达他们必胜的信心。

    “换个节目吧。”伯金肖对普雷斯顿说，但没有得到回答。普雷斯顿盯着荧屏，陷入沉思。他终于开了口：“我想这回我可找到了。”

    “哎，别跟我们打哑谜了。”芒戈说。

    “什么呀，约翰？”笑声停下来后，伯金肖问。

    “我的截止时间。”普雷斯顿说，但他却拒绝讲明什么事。

    到1987年这个时候，欧洲的汽车厂家已经没有谁再生产那种旧式的圆形大灯了，但有一家还是如此，那就是微型奥斯汀。6月2日傍晚，从法国瑟堡开到英国南安普敦的渡船上下来的一批车辆中，就有这样一辆奥斯汀车。

    这辆车是四周前在奥地利买的，开到德国一家地下修配厂进行了改装，又开回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行车执照等单据都是奥地利的，开车的这位旅客也是持奥地利证件，但他实际上是捷克人，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遵照沃尔科夫少校的旨意派遣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交通员，把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所需的东西带到英国来。

    在海关，检查了一下小奥斯汀，但什么也没查出来。离开南安普敦码头后，司机便开上了伦敦的方向。但刚开到这个海港城市的北郊时，他却离开公路，进入一个大停车场。天已经很黑了，他把车停在最里面，公路上飞奔的汽车是一点也看不见他的。他下了车，手里拿着螺丝刀，开始卸大灯。

    首先，他把灯和灯座间的镀铬复合圈卸下来，又用一把大螺丝刀把固定螺丝卸下来。卸完后，把灯从灯座中拿出来，把灯座里和灯脚上的连接线拆掉。看起来那灯很沉重，他把灯装到一个帆布袋中，放在旁边。

    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把两个大灯都卸下来。卸完后，那个小车就瞪着两只空空的大眼睛望着黑暗的夜晚了。他知道，明天早晨，他就得在南安普敦买两只新灯换上，然后再开走。

    现在，他提起沉重的帆布袋，来到公路上，向港口的方向走回去300多码。这里的汽车站是接头地点。他看了一下表，还差10分钟。

    恰好10分钟以后，一个穿摩托服的人走到这个公共汽车站。这里没有旁人，那人看了一下路上说：“末班车总要等好长时间的。”

    捷克人松了一口气。“是啊，”他回答，“但还好，谢谢上帝，我半夜里总能到家的。”

    他们默默地等到开往南安普顿的公共汽车到来，捷克人把帆布袋留在地上，上了车。当公共汽车的尾灯在城市那边消失后，骑摩托车的人拎起提包走开了。他沿着路边走到一个住宅区，他的摩托放在那里。

    他骑回塞特福德，换成汽车。黎明时，又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切里海斯街的家中，手中提着等了几周的东西，这是清单中的最后一个部件。第九只包裹送到了。

    两天以后，对切斯特菲尔德的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监视已经一周了，但什么结果也没有。

    希腊两兄弟过着平淡单调的日子。他们9点左右起床，在家里忙一阵子，好像所有的洗刷打扫都是他们自己干。在中午以前，开着他们用了五年的车到酒馆去忙活。在那里，他们一直干到半夜关门的时候，然后回家睡觉。没有人来拜访，电话也很少。有几个电话只是关于采购肉、莱和一些日常琐事。

    兰·斯图尔特和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