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两兄弟的家里和酒馆里的——都装上监听，他们的汽车上也被装上了方向报警器。

    下午快下班时，伦敦方面“识认”出了两个塞浦路斯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塞浦路斯人，但确实是兄弟俩。他们都是希腊老共产党员，20年以前，他们离开希腊本土来到塞浦路斯。雅典很快通知伦敦说：他们的真名是康斯塔波普罗斯。塞浦路斯也有消息说8年前他们不见了。

    克罗依登移民登记表明，斯台发尼兹兄弟俩5年前以塞浦路斯正式公民的身份进入英国，并得到居住的许可。

    切斯特菲尔德的登记表明，他们3年半前才从伦敦迁来，长期租了一所房子开酒馆，又在康普敦路租了一套小住宅。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老实的和奉公守法的公民。小酒馆每周营业六天，午饭时人不多，但晚餐开到很晚，并供应可以带走的份饭，生意很兴隆。

    在这个派出所里，除了金所长之外，只有六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对其他警察只说是一个全国性的贩毒案，让伦敦的人来，是因为他们认识那些人的面孔。

    太阳下山后，普雷斯顿在派出所里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到伯金肖和他的小组这里来了。

    他离开派出所前，诚恳地向金所长表示感谢，谢谢他的帮助。

    “你要到那所房子里去盯梢吗？”所长问。

    “是啊，我到那儿去。”普雷斯顿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金所长苦笑了一下。“昨晚半夜的时候，楼下来了一个倒霉的搬运工，好像是什么人把他从轻骑上打倒，把车给骑跑了。我们在福杰姆伯路找到了他的轻骑，一点儿也没坏。而且，他对攻击者的描述很清楚。你不大出来，是不是？”

    “是这样，我不会常出来。”

    “那太明智了。”金所长说。

    罗依斯顿先生住在自己的家中，还要每天装得跟往常一样，上午去商店，下午去玩保龄球。增加了的吃喝必须在天黑后才能去买，以免引起邻居们的怀疑。他还给送上来一台小电视，用他的话说是为了“楼上的孩子们”，于是，他们便住下来等着和看电视。

    罗依斯顿夫妇挪到了后面的卧室去住。那个房间中的单人床搬到了前屋，盯梢的小伙子们轮流在床上休息，另外还搬来一个带三脚架的双筒望远镜和一架照相机，白天用长镜头拍照，晚上用红外线镜头拍照；两辆汽车都加满了油停在近处。兰·斯图尔特的小组在派出所里负责通讯联系，一端通罗依斯顿家，一端通伦敦。

    普雷斯顿到来时，看到四个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巴尼和芒戈刚从伦敦回来，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地板上呼呼地睡大觉。金格正坐在逍遥椅上，悠闲地抿着刚沏好的一杯茶，伯金肖像泥菩萨一样，坐在椅子上，透过透明窗帘盯着对面的空房子。

    在风里雨里熬了大半辈子的人，这种生活是很舒适的。感到温暖、干燥、有足够的薄荷糖，还可以脱掉鞋。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他是饱尝过了的。目标房子的后面有一堵15英尺高的混凝土墙——足球场的，这就意味着，没有必要派人躲到后面的树丛中去过夜。普雷斯顿坐在他与照相机之间的空椅子上，接过金格递给他的一杯茶。

    “你带来秘密小组了吗？”伯金肖问。他是指技术处那些用于秘密搜捕的擒拿高手。

    “没有，”普雷斯顿说，“一个原因是，我们还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人；另一个原因是，里面一定有一系列的报警器，他们能知道有人进去过，而我们却看不到；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要等那个大鱼露头。他一出现，我们就用车跟上他。兰·斯图尔特的小组可以来接管这所房子。”

    他们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巴尼醒了。“电视有什么节目？”他问。“没什么，”金格说，“傍晚新闻，老是那一套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