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金所长在凌晨3点被叫醒了，他很不高兴。但听说是伦敦五局的一个官员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等他帮忙时，他同意立刻就来。20分钟后，他来了，脸没刮，头也没梳。

    普雷斯顿简要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所长专心致志地听着：一个外国人，可能是苏联间谍，从伦敦一直跟到这里；在切斯特菲尔德站跳了车，又跟到康普路一座房子，门牌号码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谁住在那所房子里，也不知道嫌疑犯为什么到那里去，但是我可以查出来。不过目前我还不打算逮捕他。我要监视那所房子。今天上午，我们可以同德比郡警察局长商量一下怎么处理。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有四个人在那里盯梢，但天一亮他们就要露馅儿了。所以，我现在需要帮忙。”

    “怎么帮你呢？普雷斯顿先生。”所长问。

    “比如说，你有没有不带标志的车？”

    “没有。有几辆警车和两辆篷车，没有标志，但侧面有警车编号。”

    “能不能给我们一辆没有标志的篷车，停在那条街上？让我的人躲在里面，暂时先对付一下。”

    所长打电话通知值班的警察，提出同样的问题，等了一会儿，又说：“打电话叫醒他，让他马上给我打电话。”说完转身对着普雷斯顿说：“我们的一个人有一辆篷车，但很旧了，常常推着走。”

    30分钟以后，睡眼惺忪的警察跟盯梢小组在足球场正门口碰了头。伯金肖和手下的几个人爬进篷车，开到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马路对面停了下来。那个警察按照指示，爬出车去，伸了伸懒腰，像下夜班回家一样，顺着路走了。

    伯金肖从后门往外窥视着，并用无线电与普雷斯顿联系。“现在好多了，”他说，“我们在马路对面能看得很清楚。另外，门牌是59号。”

    “再坚持一会儿，”普雷斯顿说，“我正设法安排得更好一些。如果温克勒徒步走了，两个人跟着，两个人留下监视房子。如果他坐车走，篷车要跟上。”

    “所长，我们要把那所房子监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要在路对面找一所房子，在楼上监视。能不能在康普敦路上找到一家可以让我们用的房子？”

    所长沉思着。“我认识一家住在康普敦路的人，”他说，“我们都是共济会的，是会友，所以认识他。他过去是海军的上士，现在退休了。他住在68号。但我不知道在马路的哪一边。”

    伯金肖回答说，68号在马路对面，隔两座房子。楼上的正面（显然是卧室）正好能清楚地看到那个目标。于是，金所长从派出所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按照普雷斯顿的主意，所长告诉睡意朦胧的房东——山姆·罗依斯顿先生——警察有一个行动，要监视一个嫌疑犯，那人藏到了马路对面。罗依斯顿清醒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守法公民，他当然同意警察使用他的卧室了。

    汽车悄悄地绕到西街，伯金肖和他的人从房子之间溜过去，跨过花园篱笆，从后花园进入了康普敦路上罗依斯顿先生的房子。在夏日的晨曦还未洒向大地时，盯梢小组就进入了罗依斯顿的楼上卧室，透过纱窗帘，监视着街对面的59号。

    罗依斯顿先生穿着驼色睡衣，僵直地站着。由于能为女皇的官员效劳而充满着爱国的自豪感，他也站在纱窗前瞪着马路对面的房子。

    “银行抢劫犯，是吗？贩毒的？”

    “差不多是那回事。”伯金肖回答说。

    “这些外国人，”他说，“咱们的人决不会干那种事。就不该让他们这号人入境。”

    盯梢组的金格呆呆地盯着外面，他的父母来自牙买加；芒戈正从楼下搬上来两把椅子，他是苏格兰人。罗依斯顿太太像老鼠一样从哪儿钻了出来，头上的卷发器和卡针都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