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约翰·普雷斯顿刚要跟儿子一起出去，电话铃响了。

    “普雷斯顿先生吗？我是达菲德·温·埃文斯。”

    起初，他没有听出是谁，然后突然想起了星期五晚上的要求。

    “我已经看了一下你那块金属，很有意思。你能来我这儿谈一下吗？”

    “哎呀，真不巧，我在休假，”普雷斯顿说，“本周末怎么样？”

    对方停了一下。“我看还是早点好，你能抽出点儿时间吗？”

    “哦……啊，那么，你能不能在电话里把大意说一下？”

    “最好还是当面谈一下。”温·埃文斯博士说。

    普雷斯顿想了一下。今天要带汤米到温泽。萨法利公园去，公园也在伯克郡。“我下午来，大约5点钟，行吗？”

    “就5点吧，”博士说，“在门口说找我，我让他们领你进来。”

    克利洛夫教授住在共青团路一幢大楼里的最顶层，可以眺望莫斯科河全景。莫斯科大学就在南边。刚过晚上6点钟，卡尔波夫将军便来按门铃，教授自己来开了门。他打量着来访者，没有认出是谁。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吗？”

    “对。”

    “我是卡尔波夫将军。我想，咱们能不能谈几句话？”

    他递出自己的通行证，克利洛夫仔细地看着，看出了他的军衔以及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然后还给了他，并示意请进。他被领进一间家具豪华的客厅里。教授接过客人的大衣，请他坐下。

    他自己坐在卡尔波夫的对面，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是具有自己性格的人，不是那种在克格勃的将军面前就可以卑躬屈膝的人。

    卡尔波夫意识到，这个教授是与众不同的。艾丽达·菲尔比，他可以从她嘴里套出司机的事；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高官显位镇住他；马尔琴柯，是个老搭档，又是酒鬼。但克利洛夫，在党内、在最高苏维埃、在科学院的地位都很高，是国家的杰出人物。他决定抓紧时间，单刀直人，不能心慈手软。只能如此。

    “克利洛夫教授，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情况。我希望你告诉我关于你所知的‘曙光计划’的情况。”

    克利洛夫教授坐在那里，好像被谁猛击了一下。然后，他勃然大怒。“卡尔波夫将军，你太过分了，”他厉声说道，“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相信你明白，”卡尔波夫心平气和地说，“我认为你应该告诉我这个计划的涉及面。”

    克利洛夫教授断然地伸出一只手，以问代答地说：“请问，你有什么权力？”

    “我的权力就是我的职位和我的工作。”卡尔波夫说。

    “如果你没有总书记同志亲自签署的权力，你就什么权力也没有。”克利洛夫冷冷地说。他站起来向电话走去。

    “那好吧，我看还是让比你的权力还要大得多的人来回答你的问题吧。”他拿起听筒，准备拨电话。

    “恐怕这样做不明智，”卡尔波夫说，“你知道吗？你的一个同事、克格勃的退休上校菲尔比已经不见了。”

    克利洛夫停止了拨电话。“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见了？”他问。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始有些动摇起来。

    “请坐下来，听我说。”卡尔波夫说。

    院士坐了下来。远处一个通向里边的门开了一下又关上了。在开门的一瞬间，西方的摇滚音乐传了过来，门关上后又听不见了。

    “我是说不见了，”卡尔波夫说，“从他家里不见了，辞退了司机，他妻子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在押宝，而且赌注非常大。但是，教授的脸上飘过一丝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