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吉姆·劳令斯便“啪”地一下合上了电门。

    传来平平常常的一声响。除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听到。他等了60秒钟，拔掉插头，小心地回到保险箱前，边走边收拾工具和盘绕电线。烟雾正消散，装水的塑料袋已不见了，地上只是些湿漉漉的碎片。像一个巨人用一把利斧猛劈一下似的，保险箱的门从上到下齐刷刷地裂开了。劳令斯用手将残留的烟扇散，用戴着手套的手把门的小半截拉开。铁皮盒已被炸裂了，但另一边的锁栓却仍然牢牢地嵌在框中。从打开的半截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东西：一个现金盒和一只丝绒口袋。他掏出口袋，解开扎绳，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咖啡桌上。

    在电灯下，那些东西晶莹耀眼，好像里面包着一团火似的。这就是戈兰钻石。劳令斯把工具又装进假香摈瓶子里，装进去线盘、空雷管盒、摁钉和剩余的CLC。他还没有意识到所面临的麻烦。垂饰和耳坠儿能装到裤兜里，但头饰却比他想像得又宽又高。他环顾一下房间，想找一个能装头饰而又不引人注意的东西。几步之外的柜子上正好有一个。

    那是一只公文箱。他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沙发里——几个钱包、一些信用卡、几只笔、通讯簿和两个文件夹。

    公文箱恰好适用。整套戈兰钻石和香槟瓶都装进去了。离开联欢会却拎着一个文件箱，让人看到一定会感到诧异。劳令斯把客厅又环视了一下，便关了灯，退到门厅里，关上门。他一退到走廊里，便把查情牌暗锁又锁上了。1分钟后，他大步地走过门房，来到午夜的大街上。老门房连看都没看一眼。

    1月1号那天晚上快到半夜时，哈罗德·菲尔比才在莫斯科的家中客厅里坐下来。头天晚上在布莱克家，他是大喝了一顿，但喝得并不痛快。要写的东西一直在头脑里索绕着。今天上午，他才慢慢地从酒中醒过来。现在，艾丽达和孩子都睡着了，他才得以安静下来考虑问题。

    屋子那边传来咕咕声，菲尔比走过去。在屋角上有一个大鸟笼，他透过栅栏看着里边带夹板的鸽子，他一直喜欢的宠物。在贝鲁特时，他养了一只雌狐；到这个住宅后，他养过几只金丝鸟和小鹦鹉。鸽子在笼子底上一晃一晃地走着，带夹板的腿使它很不方便。

    “好吧，老朋友，”菲尔比向笼子里说，“不久就会把它拿掉的，那时你就又能飞了。”

    他回到桌旁。一定要写得像个样才行，他反复地提醒自己，总书记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想骗他，是很难的。1983年，空军把南朝鲜的喷气式客机击毁，空军的一些元老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其中几个人已经葬身勘察加半岛那永久冻土之下了。由于健康的原因，总书记有时只能坐在轮椅里，但他仍然是苏联不可争议的首脑，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他的大脑仍很机敏，什么也逃不过他那暗淡无光的灰眼睛。

    菲尔比拿起笔和纸，开始打草稿。

    莫斯科这个夜晚的四个钟头之后，在伦敦还没过午夜，丰坦诺大楼那所住宅的主人只身一人回到首都。他身材高大，举止文雅，有50多岁。他把车一直开进地下停车场，用自己的塑料电子卡片打开门。然后，提着自己的衣箱乘电梯上到九楼。他情绪很不好。

    他已经开了六个钟头的车。提前三天离开了小舅子那庄园似的家，行前还跟妻子吵了一架。她很犟，但非常喜欢马，贪恋乡下生活。而他却厌烦乡下。她陶醉于跟弟弟——第十大公——一起驰骋在约克郡那无垠的隆冬荒野上，却把他一个人孤单单、凄清清地丢在家中。更使他讨厌的是，尽管自己是似崇尚男子大丈夫正统观念而得意的人，而他那混蛋小舅子却是一个同性恋者。

    新年晚宴简直让他烦透了。妻子的老友们把他围在中间，总是谈论打猎、钓鱼和射击，整个席间都是大公和那些狐朋狗友的尖啸刺耳的狂笑。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