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午，他跟妻子谈了谈，然而他们越说越不投机。最后达成协议，他在喝完下午茶后回南边去；而她则愿待多久就待多久，也可能是一个月。

    他进入自己家的门厅便停住了。报警系统应该重复地发出“噼——噼——”的尖叫声，一直延续30秒，然后是连续的警报声。那时，他就可以去把控制器关掉。这个鬼东西，他想，一定是不好使了。他走到衣橱那儿，用自己的钥匙把警报系统关掉。然后走进客厅，打开电灯。

    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地看着室内的景象，衣箱仍留在身后的门厅里。那些湿漉漉的碎片在温暖的屋中早已干了，电视也关着。第一眼看到的是正面那烧焦的墙和裂开的保险箱门。他几步跨过去，看了看保险箱里面。毫无疑问，钻石不见了。他又向四周看了看，他的东西散乱地堆在壁炉旁的沙发里，地毯被沿着墙边掀了起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地坐在炉旁的另一只沙发里，面如白纸。

    “啊，天哪——”他绝望地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他惊呆了，在沙发里坐了足足有10分钟，喘着粗气，傻愣愣地看着这惨景。

    末了，他站起来走向电话，用颤抖的手拨了一个号码。另一端电话响了又响，但没人接。

    第二天上午快到11点时，约翰·普雷斯顿朝着他上班的总部走去。他从米拉贝利餐馆前面绕过街角。这个高级餐馆，没有几个职员能够吃得起。

    今天是星期五。大多数机关都获准从星期四——即新年，法定假日——一直休息到周末。但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却专门让他来，他只好来了。他猜想着这位“五局”的副总局长要谈什么。

    1981年夏天，他来到这里。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年多时间，一多半都花费到“五局”的事情上了。他一直在这个局的F分局担任极端政治组织（极左的和极右的）的调查工作，研究这些组织以及它们的负责人员。有两年，他在F分局一处D科当科长，掌管调查极左分子向英国工党内部渗透的情况。他把调查结果写成了报告。两周以前——即圣诞节之前交上去了。他没想到会批阅得这么快。

    他在传达室打了个招呼，出示了证件。证件检查过后，又跟副总局长办公室联系了一下，知道是约来会面的，便允许他进来了。他登上了大楼的最顶层。

    他感到遗憾的是，他见不到总局长本人。他喜欢总局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但是，这个老头子病了，到办公室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总局长不在时，局里的常务工作便愈来愈多地转移到野心勃勃的副总局长手里。这在“五局”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这件事，使局里那些老资格的人员大为扫兴。

    伯纳德爵士很早就是“五局”的人，并且干过外勤工作，很理解和同情那些被派到大街上对可疑分子进行监视、对敌对情报员和渗透颠覆组织进行盯梢的工作人员。哈考特·史密斯是个大学毕业生，只获得一等毕业生的资格，主要是一直当办公室头头，从这个机关调到那个机关，但在晋升的阶梯上却是一帆风顺。

    哈考特·史密斯的打扮跟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普雷斯顿。普雷斯顿对这种热情存有戒心。外面早有流传，他接待其他人时也这么热情，但一周以后，就一脚把他们踢出去。哈考特·史密斯让普雷斯顿坐在写字台前，自己坐在桌后。普雷斯顿的报告放在登记簿上。

    “你瞧，约翰，这是你的报告。当然，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报告和你的工作都是很重视的。”

    “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不必客气，”哈考特·史密斯接着说下去，“节日里，我花费了好多时间，都是在这个办公室里研读和考虑你的报告。”

    普雷斯顿想，最好还是别发言。

    “这个报告，我怎么说呢，相当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