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里，那里专门提供当代档案和剪报。他仔细阅读了最近诽谤案件的卷宗，发现他律师的话并没有夸大其词。

    一宗案子使他很震惊。一位中年男子遭到一位著名作家的严重诽谤。他起诉了并且赢了，得到3万英镑赔偿费，判决出版商承担诉讼费。但出版商上诉了，而上诉庭撤销了原判赔偿，让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打了4年官司，原告面临着经济上的毁灭，便将案子呈递到上议院。上议院纠正了上诉庭的判决，重新判给他赔偿费，但没有裁决诉讼费。他赢回了3万英镑的赔偿费，但5年期间的法律费用账单却是45000英镑，出版商的法律费用账单和他一样，总共损失了75000英镑。但这一大笔金钱是有保险的。原告是赢了，但一辈子也毁了。打官司的第一年，他的照片是一位精神抖擞的60岁的人。5年之后由于案子缠身，忧虑无穷，债台高筑，他却变得瘦骨磷峋没有人样儿了。尽管他的名誉恢复了，但他却在破产之中死去了。

    比尔·查德威克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他来到威斯敏斯特公共图书馆，他拿了一部霍尔斯伯里写的《英国法典》，坐进了阅览室。

    正如他的律师所说的，没有像道路交通法那样的成文的诽谤法，但却有1888年的诽谤法补充法案，其中对诽谤或毁誉下了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诽谤之辞，一般说来就是贬低他人之言辞，旨在促使社会上正常思维的人们在评价该人时而降低其身份，或使别人不敢接近之而回避之，或使之遭受仇恨、蔑视或嘲笑，或嫁祸之，使其在公务、职业、行业、贸易或生意中受到低毁或中伤。

    嗯，至少最后一句适合我的情况，查德威克暗忖道。

    他的律师关于法庭的一套说教在他的脑海中翻腾。“在法庭上，所有的辩护词，不必经过核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

    然而，律师的话是对的。就在这本1888年的法案中就说得很清楚。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报道和出版，记者和编辑。印刷者和出版者都不必担心被指控诽谤，只要该报道是“公正的、及时的和准确的”即可。

    查德威克想道，这一定是为了保护法官、地方官、证人、警官、律师，甚至被告，使他们敢于讲真话，用不着考虑其后果。

    任何人的行为，不管其辩护词是多么侮辱、中伤、多么诋毁名誉或诽谤，只要是在当庭向大家讲的，都有豁免权；准确报道、印刷和出版上述言辞者也有豁免权。这种豁免被称之为“绝对特权”。

    在乘地铁回远郊的途中，一种想法在查德威克的心中油然而生。

    经过4天的寻找和跟踪，查德威克终于发现盖洛德·布伦特住在汉普斯特德区一条很现代的小胡同里。随后的星期日上午，他便来到这条街上。他估计，星期日报纸的记者是不会在星期天上班的，并揣摩布伦特一家不会到乡下去度周末。他走上台阶并按了门铃。

    过了两分钟，一位三十四五岁、长得很讨人喜欢的女人开了门。

    “布伦特先生在家吗？”查德威克问道，紧接着补充道，“是关于《星期日信使报》上他的文章的事儿。”

    这并不是撒谎，但却足以使布伦特太太相信，来访者是舰队街报馆的人。她微笑着，转身朝门厅喊“盖洛德”，又转过来对着查德威克。

    “他马上就来。”她说，随着就向房中有小孩声的地方走去，没有关门。查德威克等在那里。

    一分钟后，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出现在门口，穿着浅色亚麻便裤和粉色衬衫，文雅潇洒，四十五六岁左右。

    “什么事儿？”他问道。

    “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查德威克问。

    “我是。”

    查德威克将手中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