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人，可以说多得数不清，虽然赢了官司，但名誉却扫地了。在法庭上，所有的辩护词，不必经过核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不是有法律援助吗？”查德威克问。他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有耳闻，却从未核实过。

    “可能不像您想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您得表明您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您，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怎么办都会毁了我的。”查德威克说。

    “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您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的。但是我真心感到，我对您最好的帮忙就是指出这种事儿实际上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了官司，却落得个终生悔恨。一些人从来都没有从多年诉讼所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担忧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实在，我很感谢。”他说。

    当天晚些时候，他从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她问他的名字，他告诉了自己的名字。

    “您想跟巴克斯顿先生谈什么？”她问。

    “我想约定一下，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电话那边停了下来，他能听到在打内部电话。她回话了。

    “您见巴克斯顿先生要谈哪方面的事？”她问道。

    查德威克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他想见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的提到的关于他自己的情况，讲明一下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或许，您可以写封信，我们会给予考虑的。”

    她撂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中区，出现在信使报社的传达室。

    在一位魁梧的、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他填写了会客单，写上了姓名、住址、要会见的人以及理由。会客单被拿走后，他坐下来等着。

    过了半个小时，电梯门开了，出来一位文雅潇洒、身材瘦削的年轻人，身上散发着刚刮完脸的气味。他询问地看了一眼门卫，门卫朝比尔·查德威克这边点了点头。年轻人走了过来。查德威克站了起来。

    “我叫安德里安·辛克莱尔，”年轻人说，把自己的姓圣克莱尔说成了辛克莱尔，“巴克斯顿先生的私人助理。有什么事吗？”

    查德威克解释说要谈谈署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说想跟巴克斯顿先生亲自解释一下，文章中对他的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对他产生威胁，可能毁掉他的买卖。圣克莱尔表示遗憾，但脸上却无动于衷。

    “是啊，当然谁都能看出您的心事，查德威克先生。但跟巴克斯顿先生私人会见，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是个非常忙的人，您明白吗？我——哦——知道，一位代表您的律师已经跟编辑交换意见了。”

    “写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说，“一位秘书回了信。信中说，‘或许’可以考虑在读者来信栏中刊登一封信。现在，我要求他至少要听听我这方面的意见。”

    圣克莱尔笑了一声。“我已经说了，那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准备做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以编辑的名义写封信而已。”

    “那么，我能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本人吗？”查德威克问。

    “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您或您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

    门卫带着查德威克从旋转门走了出来。

    他在舰队街旁的咖啡吧吃点三明治算作午饭。整个吃东西的时间中，他都在沉思。下午，他早早地就坐在了伦敦中区一座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