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代表团来开会！

    佩特森和兰欣的发言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仅此一拳，便已击中麦迪逊们的命门。实际上麦迪逊最心虚的，就是制宪非法。于是宾夕法尼亚代表威尔逊便只好出来打圆场。他的说法是：本次会议确实没有被授权作出任何结论，但可以自由提出任何建议。这是聪明的辩护，也是软弱的辩护。因此兰欣轻而易举地把他顶回去了。在6月20日的发言中，兰欣说：威尔逊先生说制宪会议只是推荐方案，高兴怎么推荐就怎么推荐，我不这么认为，这次会议如此受人敬重，不论采取任何行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不成功，就会导致崩溃。这意思是说，制宪会议又不是学术研讨会，哪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在同一发言中，兰欣还驳斥了伦道夫的说法。伦道夫说，对当年危局的忧虑，压倒了对制宪会议是否得到足够授权的怀疑。对此，兰欣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忧虑和这种怀疑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这当然无可辩驳。因为谁都知道用“非法”的手段“救亡”，无异于饮鸩止渴，浇油救火。看来，无论威尔逊的“推荐无权授权论”，还是伦道夫的“救亡压倒授权论”，都缺乏说服力。

    真正有说服力的，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梅森所做的辩护。汉密尔顿虽然也是纽约的代表，却和兰欣、雅茨完全对立。他为制宪会议辩护的理论依据，可谓“目的高于手段论”。6月18日，汉密尔顿在发言中说，各邦派我们到这里来，是指望我们能把合众国带出困境。如果仅仅因为弄不清楚我们的权限，就死抱着不能挽救危机的方案不放，或者拒绝可以挽救危局的方案，那就是为手段牺牲目的了。也就是说，各邦的授权固然重要，授权的目的却更重要（即立法精神比法律条文更重要）。这当然十分在理。

    麦迪逊的发言则更为有力，而且抓住了要害。在6月19日的发言中麦迪逊说，有人（指佩特森）提出，邦联是经过一致同意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一致同意才能解散，他不知道这个说法在法理上有什么依据。因此他很想请教这位先生，你是把《邦联条例》看作契约呢，还是看作条约？如果看作契约（即国内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那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内法原则，多数完全可以废除旧的契约，签订新的契约，甚至为社会全体成员制定一部新的宪法。那样一来，新泽西的那位先生，恐怕就会不幸落入最后被承认的人群了。如果看作条约（即国与国之间的结盟），那么，根据自由结盟的国际法原则，任何一方如果违背任何一项条款，结盟便可视为解散，其他各方也就取得了自由，除非他们选择使用非常手段迫使违约的一方改正。可惜，《邦联条例》中没有可以动用武力迫使违规之邦就范的条款，而违背《邦联条例》的例子则不胜枚举，且行径恶劣。其中最声名狼藉的例子之一，就是新泽西的一项立法。根据这项立法，新泽西代表在邦联议会中的作用，似乎就是专门唱对台戏（请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二节）。麦迪逊的意思也很清楚，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维护邦联吗？你们不是说《邦联条例》神圣不可侵犯，动都动不得吗？然而带头违背和破坏条例的恰恰就是你们！

    佩特森当然无言以对。只有兰欣在6月20日重提会议无权制宪的旧话。于是梅森（弗吉尼亚）毫不客气地说，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拿这种观点来胡搅蛮缠！老实说，本次会议到底是否有权制宪，认可之权，不在这里，而在人民。事实上，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只有突破授权才有出路。想当年，我们和英国谈判时，正是因为谈判代表大胆突破了邦联议会目光短浅的桎梏，才为国家赢得了体面和幸福的和平，也使自己成为比铜像还要经久的纪念碑。这意思也很清楚：制宪和独立一样，也是一次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婆婆妈妈。什么授权不授权，在革命时期和紧要关头，授权也是可以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