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温在电话里试图告诉他的就是这个吗？日内瓦财产的继承人之一竟是个暗杀高手？！

    除我以外没人知道内情。这是鲍德温讲的。

    如果这些是真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想找到约翰·丹尼森的真正原因。如果泄露出去，日内瓦密约将会在一片争吵声中毁于一旦。那笔巨款将被冻结，此案将提交国际法庭审理，他手中的密约也将成为一纸空文。不，他不能允许这一切发生；对这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使寻找丹尼森的理由无庸置疑，使这些托词与鸩鸟没有任何关系，不被坏疑。使之不成之为审查鸩鸟的内容之一。

    鸩鸟！暗杀高手！这可能是个最有潜在的破坏性的消息。如果军方谍报部的情报里有一丝一毫真实性，日内瓦的银行家就会暂息一切争论，把这笔款封存在保险柜里，以待下一代后裔。一切使密约夭折的决定都不过为装装门面而己。退一步想，如果丹尼森确实是这个鸩鸟，就应揭露他，逮捕他，断绝他与日内瓦银行存款的一切联系。这样丝毫无损于日内瓦密约的实施。有罪就要赎罪。根据遗嘱中的条件规定长嗣才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关键。柯立清才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而不是她的弟弟。

    天哪！他是个刺客！

    一定要先发制人。诺勒知道，他必须先消除他房间里这两个人对他的怀疑。他踉踉跄跄地朝一把椅子走过去，坐下来，朝前探着身子。

    “听我说，”由于吃惊他声音很微弱，“我跟你们讲的都是实情。我对所谓的鸩鸟一无所知，也不晓得什么暗杀高手，我所做的事是涉及冯·泰波尔全家的，不是家庭中的个别成员。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尽力寻找在《卫报》工作的丹尼森，只因为听说他是冯·泰波尔家的成员。就这么多。”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红头发的人说，“能否劳驾解释一下您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

    把谎言建立在部分事实的基础上。

    “我愿把我了解的情况全告诉你们，不过，没有多少要说的。有一些是我自己把在里约热内卢听到的情况拼凑在一起形成的见解。这是件秘密的事情，也确实涉及到钱。”诺勒深深地吸了口气，伸手去拿烟。“有人给冯·泰波尔一家留下一笔遗产——不要问我是谁留下的，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位律师师不肯讲。”

    “请问这位律师的尊姓大名？”灰头发的人说。

    “那要得到允许我才能告诉您。”说完，诺勒点燃了香烟。他在想他能从伦敦用防窃听的公用电话与纽约的什么人联系上。

    “我们要求您申请得到这个允许，”年长些的特工人员说，“请讲下去。”

    “在里约热内卢，我发现冯·泰波尔一家受那里的德国集团的歧视。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猜测。或许是同冯·泰波尔家在德国一起反对过纳粹分子的某个反纳粹的德国人，或者是一些德国人给他们留下了这笔钱。”

    “在美国？”红头发的人问了一句。

    诺勒感到这是个圈套，心里早有防备。做到始终如一，“很明显，给冯·泰波尔一家留下这笔钱的人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如果他，或他们是战后来到美国的，可以这样猜想。一方面他们有无疫证书。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是多年前来美国的冯·泰波尔家的亲戚。详细情况我也不甚了解。”

    “您不是律师，怎么会被选作中介人的呢？”

    “我不是律师，委托办理此事的律师是我的朋友，”赫克洛夫特回答。“他知道我经常旅行，又听说我要为一个主顾去巴西……顺便提一下，我是个建筑师。他便要我通过电话了解这些情况，还提供给我一些人的名字，其中包括里约热内卢移民署的人。”

    尽量简单，避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