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情况。

    曼弗拉第当时说：“凯瑟勒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他父亲一样，也叫伊利赫，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二儿子叫汉斯，在慕尼黑行医。就我所知，这两个人在他们各自的圈子里，都是备受尊敬的。两兄弟感情笃好，只要伊利赫知道了这个文书的事，他必然会要求让他的兄弟也参与这件事。”

    “那行吗？”

    “文书上没有规定说不行。反正将来事成之后，你们这三家人，每家只能分二百万元；而且每家在处理这笔巨款时，也各只有一票的决定权，而不会因为有两个兄弟参加就算两票。”

    “那么泰波尔这一家又怎么样呢？”

    “他家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你要寻找他们，恐怕会遇到一些困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下的档案材料看，威廉·冯·泰波尔的妻子，带着她的两个孩子，逃亡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去了。大约五或六年前，他们一家失踪了。实际上是又逃到别处去了。连当地警察均局都查不出他们的下落。他们没留下任何地址，也没留下什么职业上的通信处。在其他大城市里，也查不到他们的踪影。这就有点怪了。威廉的妻子，有一阵子在巴西似乎混得很不错。后来，谁也不知道他们家究竟出了什么事。要不然就是有人明知道他们家出事了，可是不愿意张扬。”

    “你说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实际上他们家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是个女孩，名叫贺尔汀。她是战后在巴西出生的，比就是说，她的妈妈是在第三帝国行将覆灭的时候才怀上她。最大的也是个女孩，名叫柯立清。中间的是个男孩，名叫约安。”

    “你说他们一家都失踪了？”

    “说‘失踪’是为了把事情说得简单些。我们是干银行业的，不是干侦探的；所以我们调查的深度是有限的，而且巴西这个国家又这么大。你将来要调查他们下落的话，就应该比我们彻底。达两位后裔都应该找到，而且对他们的身份要进行核实。这是文书上规定的第一个条件；这一点做不到的话，我们银行是不允许提款的。”

    赫克洛夫特把文书的皮套合上，放回公文包中。无意中，他的手指尖触到狼穴的幸存者在三十年前写的那封恫吓性的信。

    诺勒心想，曼弗拉第说得对，写这封信的是些年迈体哀、病魔缠身的疯子，他们对于未来毫无所知，可是他们却总想不顾一切地在一些可能会影响未来事变发展的契机中，最后一次表现一下他们自己。他们对于未来确无所知，否则他们那封信的口气就应该是对诲因列希·克罗森的儿子有所求，就该劝说他，而不应该威胁他。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要用威胁的口吻说话？他们这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说不定曼弗拉第的另一个想法也是对的，他认为；这封威胁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就把它撂下吧，还有好多事要想呢。

    休息室的中间是一个过道，与诺勒隔看过道相对的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个人。空中小姐正和他们说着话。诺勒趁她目光往他这边看的时候，向她打手势要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她和蔼地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意思是说，过一小会儿她就把酒送去。他接着又想自己的心事。

    有一点他怎么也拿不定主意——难道他真准备拿出近一年的时间，去为实现文书上的计划奋斗吗？这个计划确是事关重大。银行方面得首先审查他本人是否有资格去执行它；然后，他即或找到了其他两位后裔，银行还要束查他们两人是否合格。难道他真就准备投身于这个计划吗？他不由得回想起了曼弗拉第的话：“你真的要想一想才能下决心吗？”诺勒觉得：他真应该先想一想，然后再下决心。可是，他又觉得，用不看先想，这个决心也可以下。因为这二百万美元太有诱惑力了，实在无法抗拒。它预示着他可以因此而有自由了。不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