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他长得像谁，对不对？”

    看着那场戏，我只能耸耸肩。

    “真的，极为相像，像得令人惊讶。”吉尔说。

    “嗯。”

    我们在电影制片厂的放映间里，观看着昨天拍的样片。那位导演一直为本片的主角伤脑筋，那个笨蛋只是个小白脸儿，他的活儿若称得上是表演，未免太抬举他了。见鬼，他以前只不过是个男模。他不会表演，只会摆点姿势而已。要拍这部电影，他居然要价800万美元和百分之十五的预付金。

    他还擅自改变我的剧情，致使那段对白听上去好像是白痴写的，这样胡闹似乎还不够。不，他必须不断地冲撞拖车，哼哼唧唧地说出更多的恶毒话（据他称是“创作的灵感”），然后在影片中一大段台词的每句话后还呼哧呼哧地抽鼻子。这场戏要是拍不好，观众就不能理解他在女友成为歌手之后和女友分手的动机。请相信我，要是剧情让一名观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是最不可原谅的事情。唾沫星子会淹死我们。

    “够了，你这个婊子养的大笨蛋，”我咕哝道，“一听你说话我就想擤鼻涕。”

    导演已经花了三天时间重拍，可昨天拍的片子比两天前的更糟。我气得跌进座位直抱怨。导演坚持重拍这一场戏，结果让一群剪辑人员熬一个通宵，才拼凑出那位姑娘和美国西部乐队的小伙子一起唱歌的镜头。然而每一次神奇先生一抽鼻子……停拍，有人直瞪瞪地望着他，似乎他是上帝。

    “天哪，”我朝着吉尔抱怨道，“那些停拍总干扰对白。看来是一个拍不完的镜头。”

    “当然这个镜头拍得粗糙，各位可以理解，”导演对大家说。他坐在排靠门的位置，这样他想走就可以随时离开。“我们还没有启动配音。那呼哧声音不会出现在对外发行的影片中。”

    “上帝保佑，可别出现这种情况。”我咕哝道。

    “真的，真像他。”吉尔在我旁边说。

    “嗯？谁呀？”我转身向着她，“你说什么？”

    “那个吉他手，就是姑娘边上的那个小子。刚才你没听见吗？”她生怕别人听见，所以把嗓音压得很低。

    这就是当那位副总裁在黑暗中某处问及我左边的人时，我只得眨眨眼的原因。“姑娘边上的那个小子是谁？”

    吉尔耳语道：“瞧他举着啤酒罐的模样。”

    “在那儿——拿着啤酒罐的人。”副总裁又说。

    除了那个傻蛋在银幕上呼哧呼哧之外，放映间里一片寂静。

    副总裁又提高了他的声调：“我说他是——”

    “我不知道。”在我们背后，导演清了清嗓子。

    “他一定告诉过你们他的名字。”

    “我从未见过他。”

    “怎么回事，如果你……”

    “所有的音乐会场景都是副导演安排的镜头。”

    “那么这些镜头是怎么回事？”

    “一回事。那个小子只有几行台词，他做完了便回家。嗨，我正忙着使那位糖果鼻子先生感觉像他自认的天才一样。”

    “那个小子又露面了，瞧那儿。”吉尔说。

    我方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那小子看上去非常像——“詹姆斯·迪肯，”副总裁说，“对，那小子使我想到的就是他。”

    那位肌肉僵硬的先生尽力挣扎着说完台词，我只听懂一半——一方面因为他自行增加的几句话让人莫名其妙，大部分因为他吐字不清。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女朋友——那个歌手哭哭啼啼的特写镜头。她拼命往上爬，乃至变得非常无情，最后失去最要紧的一样东西——男友的爱。理论上可以设想观众会为她感到十分惋惜，以至于跟着她一起洒泪水。可是要问我的感受，我会说，观众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