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的保暖衣裳。然后穿上那件已显小的外衣——几乎穿不下了，套上那双连指手套及滑雪面罩。这次可不是爸或妈陪我，而是他们两人一起陪我去，但我敢说他们和我一样心存恐惧。

    就我们所知，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送完报纸回到家，双颊都冻得通红。我们喝了一些热气腾腾的巧克力饮料，然后上床睡觉。当我们醒来后，爸爸打开收音机。我们又听到一条消息：就在克罗维尔镇这里，又有一名报童失踪。又是一件同样“模式”的案子。三名报童下落不明，其中两个是本镇的，而且三人均在下雪天出事。

    暴风雪还在延续，所以这次无论对警方还是邻居而言，更无从着手追踪寻源。有几个人出外帮助寻找，结果不得不住进医院，其原因是严寒天气导致冻伤。失踪的两个小孩均不在我们住的小镇这一边，即便如此，我爸爸还是前去帮忙。由于街上满是雪，他无法开车，只好步行。当他从夜色中返回时，风雪大衣上落满雪花。他说外面的天气冷得可怕。进屋后他身子也没有暖过来，便弓着背一直坐在火堆前，不断地往火里添干柴，搓揉着看上去红肿的双手，瑟瑟发抖。妈妈时不时地给他端来热气腾腾的饮料——她称之为“香甜热酒”。一个小时后，他猛然仰天倒下，发出鼾声。妈妈和我连忙扶他起来上了床。随后妈妈带着我回到楼下，跟我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告诉我必须停止送报。

    我没有争辩。克罗维尔镇拥有四万居民。假如其中四分之三买报纸，大多数送报者最多有40名客户，那就需要750名报童。我在爸爸的那只袖珍计算器上得出这个数据。有点儿令人惊奇——竟有那么多报童——如果你自己不是送报人的话会这样想。不过你倘若像我这样也在清晨5点半就走上大街，那么你就会看见许多这样的报童。报童几乎走遍每一个角落，走上某户人家的自用车道，将报纸放在门前。用不着去数格兰尼特大瀑布镇上的孩子，750的总数中肯定少了两个失踪的报童。这比例对我来说或许算不了什么，不过我得出的数字，我妈妈也说过——这么多报童给那家伙提供了太多选择。我很喜欢玩电子游戏和其他的一切，但我挣的钱并不值得我像那几个孩子那样消失在路上，塞满报纸的粗布包扔在灌木丛后面。随便提一下，大雪停止后，人们发现第三个报童的粗布包就是上述的样子。把爸爸安顿在床上后，妈妈从起居室窗户往外望去，喉咙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我走到她跟前，看到街对面积雪覆盖的房屋，在街灯的辉映下微微闪光。要在其他时候，它看上去会显得十分宁静，就像圣诞贺卡上的图案；现在我却觉得很难受，好像所有的银白色底下都隐藏着某种丑恶。

    我站在炉子的烟道旁，听见煤气炉打开了。温暖的气流拂过我睡衣的裤腿，但我仍然瑟瑟发抖。我说我不干了。但我爸爸说在我们体内有一种叫生物钟的东西。它出自于习以为常的固定的作息规律，就像你知道现在是你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时间，知道你必须回家了因为妈妈已准备好晚饭。虽然不去送报纸了，但即使妈妈不叫醒我，我也会像往常一样在清晨5点半醒来，并立刻告诉自己最好抓紧点。接着才想起来我不再去送报纸了。我颓然倒在床上，试图重新入眠，但眼睛却一直扫视着去年圣诞节妈妈和爸爸送给我的那只数码电子钟，钟上面的红色数字不断地变化，时间在流逝。5：40，5：45。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偷看着自己家专用车道上暗淡的积雪。我能看见街上汽车轮胎的辙印，那是《公报》的那个伙计停车留下的痕迹。他卸下的我那一大捆报纸，现在孤零零地躺在我们家用车道的雪地上，报纸外面包着个垃圾袋以保持干燥，在四周一片银白色中格外显眼。

    我凝视着它。前天《公报》办事处没有开门，即使到了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