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星期的星期二，我收到了伯纳德爵士的电报，让我马上去找他。他在马车道上等着我。看到我以后，爵士也不说话，径直领我到了藏画陈列室。陈列室锁着门，里头一片漆黑。他拉开百叶帘，然后站在那里，还是不说话，只是指着一个空画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开了口。最后他告诉我，那个画框里原本是一幅委拉斯凯兹的作品，是全英格兰——当然，也是全世界一一最稀有最昂贵的名画之一。我调査过了，”律师说道，“看来他所言非虚。那是玛丽亚·特蕾莎公主的肖像画，据说是这位大画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仅次于他为一位罗马教皇画的肖像画——国立美术馆的人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们对这幅画的历史倒背如流，还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价之宝。小迪本汉姆五千英镑就把它给卖了！”

    “他可真是个混蛋。”拉菲兹说。我便问律师谁是买主。

    “昆士兰的一位议员，名叫克拉格斯，全称是立法议员约翰·蒙塔古·克拉格斯阁下。上周二的时候，我们对他还一无所知，甚至也无法断定，偷画的人就是小迪本汉姆。不过，周一晚上他找他父亲要过钱，遭到了拒绝，很显然，他就用了这个办法，帮自己弄到钱。他当时威胁说要报复，这就是他的报复。周二夜里，我在城里找着了他，他以极其厚颜无耻的方式，承认这就是他干的。可他不愿意告诉我谁是买主，为了査出这个，上周我就没干别的。不过，我最终还是査到了，那以后我可吃够了苦头！我在埃舍尔初京都饭店——那个昆士兰人现在就住那里——之间，来回跑了无数趟，有时候一天就去两次。我又是威逼利诱，又是拼命恳求，但是都没用！”

    “不过，”拉菲兹说，“这个案子不是一目了然的吗？他们的交易是非法的，你可以把钱还给他，强迫他把画还回来。”

    “你说得没错，可那样就势必提起诉讼，引来种种流言飞语，这是我的客户所不乐见的。他宁可失去那幅画，也不希望这件事情，被报纸拿来大肆宣扬；虽然他已声明与儿子断绝关系，却不希望他儿丧失了颜面；同时又想不择手段地拿回自己的画，难就难在这儿啊！我必须帮他把画弄回来，不管手段正当与否。此事他全权委托给了我，我完全相信，如果我提出要求，他可以给我写张空白支票。他给过那个昆士兰人一张空白支票，克拉格斯那家伙把支票一撕两半，这两个老小孩的脾性一模一样，我夹在他们两个中间，实在是无计可施了。”

    “于是你就在报上登了广告？”拉菲玆说。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的口气一直都那么干巴巴的。

    “我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希望我们去偷那幅画？”拉菲玆这话说得郑重其事，律师的脸一下从发际红到了脖子根儿。

    “我知道你们不是那种人！”他痛苦地说道，“我没想到，来的会是你们这样的人！不过这不是偷。”他又激动地大声辩驳起来，“是去追回被偷的赃物。而且，拿回画之后，伯纳德爵士会还给他五千英镑的。你们看着好了，老克拉格斯也会像伯纳德爵士一样，对此事秘而不宣的。对，对，你们尽可以说，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行动，是一次冒险，但绝不是偷。”

    “你自己刚才还提到了法律。”拉菲兹咕哝着。

    “还有危险。”我补充道。

    “我们会给钱的。”他重申了一遍。

    “不过给得不够。”拉菲兹摇了摇头，“我的好好先生，请考虑一下，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吧。你刚才说到了那些俱乐部，我们不但可能被踢出俱乐部，还可能被扔进监狱，就像一般的窃贼一样！我们确实很潦倒，不过也不应该只值这个价。你出双倍的酬劳，我便供你差遣。”

    阿登布鲁克犹豫了一下。

    “你们自信可以到手吗？”

    “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