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润离开宝顺，开始独立经营茶叶生意。当李鸿章为了招商局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旗昌的老板福士也看中了他，并许以上海总买办一职。徐润最终决定跟唐廷枢携手投奔草创中的招商局。

    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唐、徐两人当即重启盛宣怀所议，大开门庭，广招商股。

    买办出手当然与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两人浸淫商界多年，都是名震南北的一时翘楚，而且在航运业均有成功的先例。他们很快招到50万两的民间资本，并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帐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资金，成了股东。在此之前，中国的企业组织方式只有独资和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筹资，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而在从前，中国商人做生意从来只能视官府之眼色，哪里有平等对坐的资格，更不要说“总帐公阅”了，轮船招商局别开洞天，已经有很规范的公司产权制度了，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当即在长江航运中与洋商大打出手。当时，势力最大的轮船公司是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他们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垄断航运业务。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运业务保证了公司的基本运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贷款，再加上唐廷枢等人的精明管理，让两大洋行感到巨大压力，在招商局成立的三年里，原本赚得手软的洋行竟变得无利可图，太古洋行的面值一百两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两，到年底已是无钱向股东发放股息。而实力最强的旗昌洋行也同样陷入困境，它的一百两面值股票也跌到70两，在竞争压迫下，其股东会最终决定退出航运业，把公司转卖给轮船招商局，开价为220万两白银。

    当时的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全部资本额75万两，买下旗昌无异于“小鱼吃大鱼”。唐、徐没有办法募得这笔巨款，便与久在官场厮混的盛宣怀商议，盛大为赞许，并挺身愿意出面筹款。可是，朝廷实在是国库羞涩，他找到李鸿章，李表示“费巨难筹”，再去找两江总督沈葆桢，他此时正注力于福建船政局的建设，也以“无款拒之”。盛奔走京沪之间，再三晓以利害，李鸿章最后同意从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拨银50万两，沈葆桢则从他的藩库中出50万两，这样勉强筹齐了100万两。盛宣怀再与旗昌谈判，软硬兼施，让后者同意先支付120万两，余款分五年还清。就这样，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为中国水域内最大的轮运企业，日后与盛宣怀终生交恶的徐润在晚年《自叙年谱》中也承认，“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盛宣怀字杏荪，尊称杏翁）之力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还清所有欠款，还有盈余过百万两，成当时清政府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业，它的轮船试航英国伦敦及北美的檀香山、旧金山，很是张扬了一番威风。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在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对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而李鸿章对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复刘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来，最得手文字。”

    在招商局站稳脚跟后，1878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北上，筹建开平矿务局。

    煤是军舰的动力原料，在军用和民用两方面均意义重大，中国华北煤矿资源丰富，却一直缺乏开发能力，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开平矿务局是第一家以现代公司方式投资经营的煤矿企业。唐廷枢等人在前两年就上书李鸿章，恳请开采开平煤矿，据他计算，在吨煤价格构成中，中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仅为英国矿工的一半，所以，获利空间巨大。

    开平矿务局从筹建到投产，非常顺利，这一切俱得力于唐廷枢的精于管理。他在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