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是，中国商业领域出现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当工业化机遇到来的时候，与日本相比，中国就缺乏实现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在晚清时期，惟一被认为符合企业家标准的商人群体是买办，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买办“就是杰出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到1900年，有多达1万名买办符合这个标准。（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美籍经济学家家熊彼特是“创新理论”的提出者，在他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商业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企业家从事的工作，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李鸿章所聘的唐、徐两人是当时名望最高的买办，也都在航运上闯出过大名声。

    唐廷枢（1832－1892）是当时最大资本规模的英商怡和洋行的大买办。（洋行是指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贸易商行或代理行号的通称，在早期，它也从事银行业务，欧美人自称为公司（company），日本人称株式会社。）他的父亲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听差，早年就学于一家教会学校，他的同学中就有上章所提到的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据哈佛学者刘广京在《唐廷枢之买办时代》一书中引用当时人评语，说他“讲起英语来就象一个英国人”，他在年谱中也自称“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青年的时候，他还用广东方言编过一本《英语集全》，是最早的中英文学习用书。

    30岁那年，唐廷枢进入怡和洋行。当时，美国因南北战争影响了棉花出口，英国、印度等国棉纺厂货源紧缺，转而向中国采购棉花——从这个细节可见，全球化的景象在19世纪中后期确实已经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唐廷枢抓住时机，在上海开设修华号棉花行，为怡和洋行收购棉花，很是赚了一笔钱。因才干出众，入行三年后，他就被提升为洋行买办，并获权掌管金库。

    1869年，唐廷枢向洋行老板建议投资轮船航运业，在他的主持下，怡和先后开辟了上海至福州的轮船航线和对马尼拉的航运，这一新业务为怡和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一些轮运的年利润率竟高达60％。唐廷枢一时在商界名声大噪。他的竞争对手美商旗昌洋行老板F·B·福士在一封信中认为，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正因此，当李鸿章决意从买办中为招商局寻找领导人选时，第一个就瞄准了唐廷枢。

    比唐廷枢年少6岁的徐润（1838－1911），其买办经历也十分相似。他15岁就随叔父到上海，在宝顺洋行当了一名学徒。宝顺洋行为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所创——此人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与林则徐对抗，被林认定“诚为首恶，断难姑容”的英商代表——是南方历史最悠久、最有权势的洋行之一，徐润从月薪10元的小学徒开始，到24岁时已升任主帐。

    随着清政府被迫开放各个口岸，宝顺洋行在各地迅速“查看形势，立行通商”，徐润就充当了坐镇上海，协调各沿岸分行的重要角色。他很早就预见到长江航运的重要性，竭力开拓长江轮运，在他的怂恿下，宝顺从香港购进一艘叫“总督号”的轮船，稍事装修后投入长江航运，该轮客货两用，还可拖带4艘钩船，每艘又可装货600吨，从上海到汉口一个来回，仅货运收入就已将购船、装修的成本收回，获利实在丰厚。此后，宝顺购置多艘江轮，在上海建成了惟一能容纳海轮的宝顺大船坞，还相继开通了上海到日本横滨、长崎的航线。航运业务让宝顺每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数千万两，在各洋行中盛极一时。徐润也因此成为宝顺洋行的总买办。

    到1866年，伦敦爆发金融风潮，所有英商企业都受波及，宝顺的股东们开始拆股收缩，美商旗昌洋行乘机在两年后收买了宝顺全部的航运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