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他。然而，福王还不满足，请求每年再给他一千三百引（每引为两百斤）的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万历竟也爽快的答应了。河南地区原本吃的是河东盐，福王获得淮盐专营权后，下令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从而把运营上百年的盐政一举扰乱。河东盐销量锐减之后，与之挂钩的军需边饷也没有了着落。朝臣向万历上奏，希望改赐福王河东盐，而且最好不要与民争利，万历不准。

    国营事业的权贵化是专制政体下的必然趋势，不过在万历之前，权贵大多以贪污、与盐商勾结等方式获利，到了“福王开盐店”便已是公然的化公为私了。在这样的示范之下，各州府县衙门前的那个“皮场庙”便成为一个最最残酷而可笑的摆设了。

    而所有这一切，还不是最恶劣的。

    1597年前后，心思已经完全钻到钱眼里的万历干出了一件动摇国本的乱政之事，他向全国广派矿监、税使，从而惹下“矿税之祸”。

    此时的万历，已经执政长达二十五年，因平定宁夏、播州叛乱以及东征援朝，朝廷耗费上千万两白银，再加上宫廷靡费日增，一时国库大空。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紫禁城里发生大火，三殿两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乾清宫、坤宁宫，遭灾难性破坏，万历大急，就想出了开矿、征税的敛财招数，一时间，手握皇令的矿税太监奔驰大江南北，所谓“天下在在有之。”

    派太监们去开矿、征税原本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开矿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程，不是几个太监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有些地方名为有矿，实际开采不出什么东西，太监们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由富户赔偿；或由地方政府承包，不足之数动用地方财政抵充。这样一来，开矿徒有其名，不过是以开矿为幌子的一种摊派而已。而征税太监的派出，则意味着在原有的钞关之外增设了新的征税点，造成了对行商货物的重复征税，长江沿岸商业口岸林立，弊端尤为显著。于是，矿监税使很快成了“合法的强盗”。吏部尚书李戴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景象：矿监、税使们指着一个屋子恐吓说，“这户人家有矿！”这一家应声就破产了，指着另外一个屋子说，“这户人家漏税！”这一家马上就钱财全空了。（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

    矿税太监们所到达的地方，往往是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的野蛮苛敛，很快造成了“贫富尽倾，农商交困”的景象。万历二十九年，税监孙隆到苏州督税，不论织机和纺织品都“广派税额”，凡织机一张每月纳税银三钱，才许开织；纺织品每匹抽税银三分，才许出售。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相率改业”，而“佣工无所趁食”，织工失业的有数千人，染工失业者也数千人，他们“岌岌乎，无生路矣”。税监鲁保在浙江征税更是搞得“家家闭户割机”，那些“贫匠倚织为命”的也失去了生计。闻名全国的山西潞绸最盛时，长治、高平、潞州三卫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经矿税太监们的劫掠，只剩下二千余张。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矿税大兴，实质上是万历对国家财政制度的一次大破坏，矿税太监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内库进奉，不受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监督，这等于把政府的钱扫入皇室。矿税大兴期间，“凡店租、市舶、珠榷、木税、船税、盐茶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无不领于中使”，对此，主管财税的户部尚书赵世卿愤怒地说：自矿税大兴以来，户部的各项税收为之大减，地方的税缴不上来，国库几乎空掉了。

    因此，“矿税之祸”是权贵经济的一个极端案例，而主导者竟然是皇帝本人。

    后世学者曾一再统计，如此大动干戈的横征暴敛到底所得多少。据计算，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间，矿税太监向内库共进奉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