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吉店和宝延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其中以宝和规模最大，而太监首领――司礼监提督――的办事衙门就设立在此店内。

    从种种史料来看，正德皇帝是真的喜欢金钱，他也许是历代君王中商业细胞最发达的一位，有两个细节可做佐证。

    据明末清初的毛奇龄记载，正德皇帝曾经扮成商家，到这六家皇店与人做买卖，争吵喧哗一整天，折腾累了，就在长廊之下休息一番。

    除了亲自上阵贩卖货物之外，正史之中甚至还有这位皇帝开妓院的记录。《明史·齐之鸾传》记载：1516年冬天（正德十一年），正德在京城的西边开了一间皇店，是喝花酒的娱乐中心，大臣齐之鸾上书说，“最近听说开了一间花酒铺子，有人说皇上将亲自驾车临幸，也有人说朝廷靠它获取利润，陛下贵为天子，已经富有四海，怎么还想要赚这样的倡优之钱？”

    自正德之后，皇店模式一直延续百年，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明朝覆灭。万历年间，曾有廷臣奏称：太监张诚经营的皇店分支遍于北京城内，其销售的商品非常丰富，都城里的人都管它叫“百乐川”。刘若愚还记录了天启年间（1621－1627）的北京皇店经营货物细目，其中包括：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狐皮约六万余张，平机布约八十万匹，粗布约四十万匹，棉花约六千包，定油、河油约四万五千篓，荆油约三万五千篓，烧酒约四万篓，芝麻油约三万石，草油约二千篓，南丝约五百驮，榆皮约三千驮，北丝约三万斤，串布约十万筒，江米约三万五千石，夏布约二十万匹，瓜子约一万石，腌肉约二百车，绍兴茶约一万箱，松萝约二千驮，杂皮约三万余张，玉约五千斤，猪约五十万口，羊约三十万只。其中，仅香油一项，皇店每年的经销量就达约三万石（合四百万斤）。由这张细目可见，皇店的总体规模之巨大实在让人咋舌。

    皇店模式一开，至少造成三大恶果，一是皇帝经商，与民争利，二是所得暴利，不入国库，三是太监当权，成特权暴富阶层。史家均有定论，历朝太监乱政以东汉、唐和明代最为严重，清代学者赵翼就曾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其中，明代太监不但严重干涉朝政，而且在经济上也最为富有——这一事实从严世蕃的那张“嘉靖富豪榜”中可见一斑。

    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最喜欢赚钱的是正德，不过论到经商能力之强的，则是他的孙子明神宗万历。

    这位皇帝是明朝十七帝中最独特的一人，他执政48年，是两千年帝制时期执政最长的皇帝之一，而他创下的另外一个记录是，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皇宫里拒绝接见大臣、不批一份奏章。而同时，他在聚敛财富上却从来没有空闲过，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说，“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透过政府的正常渠道开辟财源，只能归户、工、兵等部控制，而万历的用意是想增加宫廷内库的收入，由自己直接支配，这就不能不委托内宫的太监进行，由此生出无穷患乱。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曰，“明代弊政，无过万历之时。”

    在工商政策上，万历做过几件事情对民间打击最大。

    首先是破坏盐政，动摇财政制度的根本。盐务专营是历代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盐税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历代都在盐政上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严禁权贵染指。可是到了万历年间，这个规矩也被败坏了，《明史·诸王·五》记载万历之子福王开盐店的故事：

    福王朱常洵是万历最喜欢的三儿子，为了把他立为太子，万历与朝廷众臣常年对峙，后终因反对汹汹，而不得不把他分封到河南洛阳。万历为了补偿他，先是给了两万顷良田，然后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也都给了他，接着又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