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瞪口呆，订货会完全被台湾和国外的电脑厂商包围，而且他们的价格比联想还低两千元，柳传志认为的优势瞬间荡然无存。

    这段时间内，中关村里哗拉拉冒出不少台湾、香港公司的办事处，而内地各电脑厂商的仓库都开始堆积起滞销的货品，短短时日，市场上微机的价格直线下降了4000元。等联想总裁室的人坐下来细细算帐时发现，如果按照下调后的价格出售，根本无法保证维持生存的最低利润，也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联想没有办法在价格上再去和台湾的厂商竞争。压力可想而知。这时候，柳传志身上那种年轻时留下的浓厚的政治激情开始发挥了作用。联想随即召开了一次有名的“务虚会”，柳传志就像是一个军队的司令一样开始鼓舞士气，用打仗来比喻这一场商战，用战场的策略来布局接下来的市场争夺战，整场会就像是誓师大会，会议开完后，人人激情昂扬，“军令如山倒”，个个像签了生死状的将士一样，整个公司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当然，柳传志比谁都明白“务虚会”毕竟还是虚的，接下来实实在在的市场争夺仅有高昂的情绪远远不够，除了调动了全公司的斗志，形势并没有因为“务虚会”的召开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严峻，而且接下来联想可谓是“内忧外患”，遭受双重夹击。

    到1993年，电脑市场价格战愈演愈烈，“黑色风暴”愈刮愈猛，除了台湾，在本土市场及其他市场日子越来越难过的几乎全世界的计算机厂商都到中国来抢占市场，犹如恶狼扑食。很快，国内电脑市场就被国外产品占去绝大部分，国内厂商只能是夹缝中求生。大家全部都开始打价格战，整个市场陷入恶性循坏，混乱不堪，面目全非。祸不单行，此时的联想又因为内部销售制度问题产生重重阻碍。当时联想公司内部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微机的整个流程被控制在至少三个副总裁和一个总裁助理手里，而因为各个环节都希望自己能够创造利润，所以全部都或多或少地抬高成本数据，结果造成财务帐面上的成本远远高于实际，反映在市场上的结果就是联想微机的价格难以下调，这在当时那个价格取胜的市场上，联想自然被打得落花流水。

    到了1994年，形势依然没有好转，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又接踵而至，通货膨胀席卷重来，一方面企业贷款成本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人民币迅速贬值，这就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上的成本大大增加，也意味着大家仓库里的机器每天都在贬值，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还在一步步下调。然而更糟糕的是由于联想当时红极一时的汉卡逐渐没落，而微机在这两年内没有任何好转，整个公司开始弥漫一种悲观、消极的情绪，这对当时的联想来说是极度危险的，失去斗志，也就意味着将失去一切的可能性。而此时，柳传志更是一病住进了医院。

    但是在柳传志的词典里面似乎真的没有“放弃”两个字。这和他一直以民族大业为自己的担当有很大的关系，从小的政治情结让他发自内心地将担当民族计算机工业棋手的责任扛到了联想和自己的身上，即使在住院期间，他也是天天在医院里面开“务虚会”，一方面坦言形势严峻，另一方面一再表示联想必须勇往直前，没有任何退路，为联想计亦为民族大业计。

    柳传志以其自身坚毅的表现再次稳住了人心。出院后，柳传志即刻进行战略的调整，诚如他自己所说：“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柳传志开始从身边的小环境中寻求挽救的可能。在3月19日成立微机事业部，大胆起用青年干将杨元庆，让他负责微机事业部。另一方面，柳传志开始转身寻求政府的支持。当时中国民族情绪高涨，人人大喊“狼来了”，就连政府部门也对外国产品大举进军国内市场感到不安，于是，柳传志打定了主意要打“民族牌”。9月13日，柳传志率领总裁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