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乡村：一道难解的题
00年的48元上升为2004年的191元（而且这一数据还不包括村民义务劳动折资）。正如蔡晓莉所指出的，村和乡的基础设施投资有了明显增加，但没有恰当地反映在官方统计数据中——这意味着本已十分壮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或许还是被显著低估了。上级政府提供超过50%的资金。这对数百万农户来说是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们可以喝到清洁的饮用水，通上煤气，通上电，享受更好的道路和清晰的移动电话信号。
农村财政悬而未决的问题
下拨到农村的资金增加了，但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一是资金的用途特别多，超过50%的转移支付是“专项”资金，也就是中央政府要求该笔资金必须用于特定用途。当然，指定用途的目的是确保资金不被地方政府随意挪用。但不利之处在于地方在资金使用上没有灵活性，无法用于地方和当地群众特别需要的方面。此外，还存在着专项转移下拨迟缓或规划欠妥、不同筹资部门之间缺乏统筹等问题。并且，缺乏对项目完成结果的独立评估。我们读到的各级政府报告中充满着花了多少钱之类的信息，很少有具体实现的目标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数据。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或许其中存在着很大的浪费，似乎钟摆太快超出了中央政府的驾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下一阶段可能不得不包括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以及对它们行为的有效监管，以确保不发生权力的滥用。
还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行政机构人员过于臃肿的问题。2000年，省级及省级以下公务员达到4000万人，到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460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县、乡镇级公务员。每一个政府部门基本上最低拥有部、厅、局、处4级行政级别，导致大量的重复劳动以及纳税人的沉重负担。图66列出了村一级政府的人均支出。村干部工资占总预算的21%，总运行成本的三分之一。部分地区基层政府财政负担非常重，农民养猪养牛还要养干部。傅安恒和黄佩华认为，县、乡政府机构膨胀的部分原因在于全国统一的公务员薪酬结构。一个县内公务员基本工资差别不大。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县、乡公务员工资还能获得来自市级或工业园区的“奖金”；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公务员工资与当地平均水平相比相当不错而且十分稳定。所以公务员岗位非常热门，官员们想方设法将亲戚朋友安插进来。世界银行调研人员发现，2003年某县的经常性开支预算中，农业局99.5%为工资性支出，林业局为99.5%，畜牧局为98.8%。直至目前，能够证明这一问题得到控制的证据十分有限。如果经济状况好，还不算大的问题，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庞大的官僚机构；但如果整体经济形势欠佳，地方财政收入吃紧，意味着地方政府预算更有可能用于为公务员发工资，社会紧张可能浮现。
现有农村金融机构
让我们担心的不只是农村的财政状况。农民需要资金买种子、器具、化肥等农资。由于农业的高度季节性，贷款要在农季开始时拿到手，但只有秋后收获了才能有钱偿还贷款。还有，农民需要小额贷款扩大农业投入。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观察当前中国小额贷款的发展状况。在简要回顾重要的政策趋势之后，我们看实际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将列出专家眼中政策的应该走向。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新疆，回顾2008年我在那里调研时的一些发现。阿克苏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自2001年起开展小额信贷，据我拜访的一位银行界人士称，农信社小额信贷开展得非常成功。播种季节农户存款满足不了巨大的信贷需求，农信社得到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支持。我访问的一位农民企业家借入一笔贷款购置灌溉设备，另一家私人加工企业也借了一笔贷款。农信社对农户的贷款每笔通常在2万～5万元之间，贷款利率不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