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娜·格拉斯尔-赫勒，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她的吸引力的缺失出现在结婚大约两年以后，那时他发现她也是一个孤儿，后来被人领养。而反过来她也失去了对他的气质的敬仰，因为他（由于懒得再编造关于他的父亲，一个想象的、颇有点传奇式的施克尔格鲁伯先生的故事）坦白说，在他的出生登记册家系这一栏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男人，一个空白而已。

    她开始了她的攻势。阿洛伊斯也要使自己的身份合法化。毕竟他的母亲是结了婚的。为什么就不能根据这一条认为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就是他父亲呢？阿洛伊斯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既然安娜·格拉斯尔抓住这一点挑起事端大做文章，他也不反对。毕竟，他从来不觉得他的姓有什么好，而且她的说法也不一定有错。安娜·格拉斯尔觉得虽然他的事业确实很有成就，但是他每天又不得不听到人家叫嚷施克尔格鲁伯这个姓的声音。

    他一路风尘仆仆，取道威特腊从布劳瑙来到斯皮塔尔，目的是要看看约翰·奈坡穆克能不能帮他一个忙。老人现在已经过了七十岁，他把他的意思听错了。当阿洛伊斯告诉他说他想把他的姓改回本来的样子——希德勒！——约翰·奈坡穆克心里一阵刺痛，感到耻辱。他以为他这是要求自己去做他的父亲了。他立即就想辩解说这时已经太晚了，他还要替他剩下的已经结婚的女儿着想（更不必说他的妻子爱娃了！），他怎么能宣布他自己是阿洛伊斯的父亲呢？然而这些理由他并没有说出口。到了最后一刻他突然意识到，阿洛伊斯不过是要求约翰·格奥尔格做他的父亲。一想到这里——老人就像小姑娘一样随时都会从一个极端的感情立即转移到另一个极端——他对阿洛伊斯非常生气。他自己的儿子不想把他，奈坡穆克，看作是父亲了。再一想，他明白过来，格奥尔格是跟玛丽娅·安娜结婚的，他是唯一可以合法地用来改姓的人。

    一辆农用的大车，套上两匹老马，他带上阿洛伊斯、罗梅德和两个愿意做证的邻居，从斯皮塔尔一路跋涉前往斯特罗纳斯，然后再赶上几英里路，到多勒斯海姆，加在一起差不多四个钟头的路程，一条曲折蜿蜒的路，非常狭窄，还有许多砍下的树枝和几棵连根拔起的大树横着，不过好在这十月的天气里，道路并不泥泞。（要是道路泥泞，恐怕得花八个钟头。）到了那里，约翰·奈坡穆克就跟那个他不想再记起来的人撞上了。他已经是一个很老的神甫了，个头都已经萎缩，但他依然是那个责备他不该跟母马交媾的人。

    这两个男人都想起了那件事，纵然他们之间没有丝毫表情的交流。阿洛伊斯、奈坡穆克、罗梅德，还有两个从斯特罗纳斯请来做证的人，他们到这里都是来办眼前这件事的。由于除了阿洛伊斯以外，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写字，因此，其余的人在文件上签字时都画了三个×，他们说他们都认识格奥尔格·希德勒，还说他“在他们面前不止一次”说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母亲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起誓做证。

    神甫看得出来，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些话很少是正确的。每个证人在画三个×的时候都是诚惶诚恐，手在颤抖。他们中有一位，即罗梅德，在玛丽娅·安娜去世的时候，恐怕五岁还不到。当然，她也可能把这一切都告诉一个五岁的孩子！而且，约翰·格奥尔格也早就去世了。鉴于这样含含糊糊的情况，原是应该更加仔细地办理的。

    神甫仍按照他多年的惯例办理——他开具了证明文件，纵然他张着老掉了牙的嘴巴不住地笑。他知道他们在撒谎。

    然而，他不肯填上日期。在一八三七年六月一日旧教区登记簿的那一页黄纸上，他划去“私生子”几个字，把原先是空白的地方补上了约翰·格奥尔格的名字，然后又笑起来。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文件是不可靠的，但是没有关系。维也纳哪一个教会的权威机构会对这样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