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照顾他的方式谈不上很满意，我告诉你吧。”

    很快她就找到另一个看护——一个矮小细瘦的女人，黑头发包着发网。我从没听到她开口。不过我能听到格里夫人对她说话。楼梯顶上的门特意开着，就为了让声音传到我耳中。

    “她甚至从不帮他洗茶杯。半数时间她甚至从不帮他沏茶。我真不知道她有啥用处。就晓得坐着读报。”

    现在我出门时，厨房窗子总会推开，她的声音一路冲到我头顶，尽管表面上她是在和格里先生说话。

    “她走咯。出门咯。她现在甚至都不愿冲我们挥挥手了。我们在没人要她的时候给了她一份工作，可她现在手都不愿挥一下。哎哟，连个手都懒得挥一挥哟。”

    我没挥手。我不得不走过格里先生坐着的窗口，但是我觉得，这会儿我如果挥手，或者哪怕只是看他一眼，都会让他备感羞辱。或者惹他发怒。任何举动都会像是在嘲弄他们。

    走出半个街区，我就把他俩都抛到脑后。清晨光线总是那么明朗，我走路时心情愉快，不慌不忙。这种时候，我不再为之前的生活自怨自艾。在凹室帘子后头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厨房桌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徒劳无功地涂满一张又一张纸，还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陪着一个老头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耗时间。粗糙的小地毯，长毛绒沙发，他的衣服、躯体和那些干巴巴的剪贴本的气味，我不得不勉力应付的无穷无尽的报纸新闻。他保存着并让我读给他听的恐怖故事。（那会儿我丝毫没意识到，它要是放到书里，一准可以归到我素来倍加推崇的人类悲剧的范畴。）对所有这些的回忆，有点像想起儿时的病假，那时我心甘情愿地深陷于舒服的法兰绒被褥中，闻着它们的樟脑丸味儿，深陷于我的疲乏无力，还有从我楼上的窗户看到的迷迷糊糊、难以分辨的树影中。这种经历你只会自然而然地抛到脑后，不会怎么为之懊恼。看起来，似乎是我自身的一个部分——病恹恹的部分？——正被抛到脑后。你或许以为，婚姻可以促成这种变化，但是它没有，至少暂时没见效。我的旧自我一直在休眠和沉思着——它固执、缺乏女性意识、古怪地回避世界。而现在，我迈开步子，接受了正被转变为一个妻子和一个雇员的好运。只要费点心思，我就能变得好看、能干。不再古怪啦。我可以过关啦。

    格里夫人拎着一个枕套跑到我门口。她露了露牙齿，做出一个不抱希望的、敌意的微笑，问我这会不会是我的。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是。我所有的两个枕套都在我们的床上呢。

    她像殉难者一样宣布：“哦，它肯定不是我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慢慢地、恶毒地，她的微笑变得信心十足：“这不是我会摆到格里先生床上的那种布料。也不可能摆到我床上。”

    为什么不呢？

    “因为——它——不够——高级。”

    我不得不回屋，从凹室床上的枕头上扒下两只枕套，拿给她看，这才发现它们不是一对，尽管我一直没注意。一只是用“高级”布料做的——是她的——她手中的一只才是我的。

    “要是换成别人而不是你的话，”她说，“我才不会相信你没注意到呢。”

    切斯打听到另一套公寓。一套真正的公寓，而不是什么“单室套”——它有一个像样的洗手间和两间卧室。原是他的一个同事朋友和老婆住的，他们买了幢房子，打算搬走。公寓位于第一大道和麦唐纳大街交会处的一幢大楼里。我仍旧可以步行上班，他也可以继续搭原先的公共汽车上班。现在靠着两份收入，我们住得起它。他的朋友夫妇打算把一些家具廉价出售。它们不合适搬进他们的新家，可在我们看来，它们够体面，够高级了。我们在这套三楼的亮堂房子里踱来踱去，对奶油色墙壁、橡木地面、宽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