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常会把一天中我认为他会觉得有趣或好玩的事都告诉他。他现在好像回避关于格里夫妇的任何话题。他对他们一言以蔽之：“怪物。”

    公园里所有脏兮兮的小树都开花了。一种浅粉色的花，看起来像人工染色的爆米花。

    而我开始了一份真正的工作。

    一个星期六下午，锡蒂斯兰诺图书馆打来电话，让我去干上几个小时。于是我坐到了借书台的另一侧，在人们借的书上盖到期的日期戳。这些人中有的我认识，以前和我一样都是借书人。现在我代表图书馆，冲他们微笑。我说：“两星期后见。”

    一些人会笑着回答：“呵呵，不会那么久。”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书迷。

    我发现这份工作我应付得来。不用收款机——要收罚款的话，你只需要从一个抽屉里摸出零钱。我已经熟悉书架上大多数书的位置。把卡片归档的时候，我知道字母表的顺序。

    我得到了更多小时的工作时间。很快，这发展成一份临时的全职工作。之后，正式工作人员中的一位流产了，要离开两个月，两个月后她又怀孕了，医生建议她不要再上班。我便跻身正式工作人员之列，一直干到我自己的第一次怀孕也过了半程为止。我和那些早已面熟的女人成了同事。玛维斯和谢莉，卡尔森夫人和约斯特夫人。她们全都记得我跑到图书馆，一连几小时到处磨蹭的模样——按照她们的说法。真希望她们不曾这么注意我。真希望自己不曾来得这么频繁。

    进入我的岗位，在借书台的这一面迎接人们，在前来求助的人面前显出一副能干、轻快、友好的模样儿，这是一种多么纯粹的快乐啊：被他们视为一位熟悉业务、在世上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人。抛开我的躲藏、游荡和梦幻，变成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女孩。

    当然啦，现在我读书的时间少了，有时我坐在桌边工作，会把一本书在手里捏一会儿——我会捏着一本书，作为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我不得不立即吸干的容器——我会有瞬间的恐慌，就像在梦中你突然发现自己位于一幢错误的大楼，或者忘了考试时间，心里知道这预示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大灾或者某个终身大错将要来临。

    不过恐慌转瞬即逝。

    与我共事的女人们记得看到我在图书馆写东西。

    我说，我是在写信。

    “你在练习簿上写信？”

    “是啊，”我回答，“它比较便宜嘛。”

    最后一本笔记本变得冷冰冰的，藏在抽屉里，塞在乱糟糟的袜子和内衣下。它变得冷冰冰的，看到它，我心烦又羞愧。想扔掉，又下不了手。

    格里夫人没有恭喜我得到这份工作。

    “你没告诉我你还在找呀。”她说。

    我解释道，我一直就在图书馆挂着名字，而且并没有瞒着她。

    “那是在你开始为我工作之前呀，”她说，“现在格里先生怎么办呢？”

    “很抱歉。”我说。

    “那对他没啥好处，不是吗？”

    她挑起粉红色眉毛，跟我说话的口气，与我听到她在电话上对送错货的屠夫或杂货商用的高傲口气如出一辙。

    “我该怎么办呢？”她说。“你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不是吗？希望你以后对别人能更守点信用吧。”

    当然啦，这些都是胡扯。我从没允诺过能待多久。不过，尽管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内疚，我还是有点不安。我没允诺过她什么，不过我不回答她的敲门，竭力悄悄溜进溜出大门，猫腰溜过她的厨房窗口的那些时刻算什么呢？在她给我端来那些——说实话吧——实实在在的东西的时候，我却报之以淡漠而甜腻的虚伪友谊，那又算什么呢？

    “其实这样也好，真的，”她说，“我不想让任何靠不住的人照料格里先生。其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