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放下勺子。

    “我要起诉他，”她叫喊道，“我要让她进工读学校。我要报警。”

    父亲说：“她十八岁了，想结婚也是可以的。警察不会因此设路障堵他们的。”

    “谁说他们在路上？他们在某个汽车旅馆里同居了。那个傻丫头和该死的鱼泡眼冯吉勒。”

    “骂也没用，骂也不能把她弄回来。”

    “我不要她回来。除非她爬着来求我。她既然已经铺好了床，就让她和那个鱼泡眼睡去吧。他操她的耳朵也不关我屁事。”

    父亲说：“够了。”

    奎妮给我买了几颗222止疼片，用可乐送服下去。

    “有件事很神奇，一旦你结了婚，痛经就消失了。那么——你父亲告诉你我们的事了？”

    之前我告诉父亲，我想在秋天入师范学院前找份暑期工做做，他说也许我应该去多伦多找找奎妮。他说她给他写过信，问过他的货运生意，问是否可以借点儿钱给他们过冬。

    “如果斯坦去年没有得肺炎，”奎妮说，“我决不会给他写信的。”

    我说：“我到那时才知道你的下落。”不知为什么，眼泪涌了上来。因为我发现找到她我很快乐，因为之前我都很孤单，因为我现在希望她会说“当然，我一直想和你联系来着”，但是她没有说。

    “贝特不知道，”我说，“她认为我是一个人。”

    “希望不是，”奎妮镇定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她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是关于家里的。我告诉她汽车运输公司从三辆车增加到了十几辆，贝特买了麝鼠皮大衣，生意也扩大了，在我们家里开了美容诊所。因为这些原因，她把父亲过去睡的房间装修一新，他已经把他的行军床和《国家地理》搬到了办公室——一个拖到汽车运输公司院子里的空军兵舍。我坐在饭桌旁复习准备高考时，会听见贝特在往某个素面朝天的女人脸上抹乳液和面霜之前说：“这么娇嫩的皮肤，你不应该用毛巾擦。”有时，她会以不失紧张却绝望有加的语气说：“我跟你说，我真是见了鬼，鬼就住在隔壁，我却从没怀疑过，因为你没见过鬼，是吧？我总是把人想得太好，直到他们狠狠地撕破你的脸皮。”

    “你说得对，”顾客会说，“我也是一样。”

    或者，“你以为你了解悲哀是什么了吗？其实根本就是一知半解。”

    接着，贝特把女人送到门口，呻吟着回来说：“在黑暗中摸她的脸，和摸砂纸没有什么两样。”

    奎妮似乎对听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好歹也没花多长时间。我们还没喝完可乐，碎石路上就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冯吉勒先生走进了厨房。

    “看看谁来了。”奎妮叫道。她半站起来，仿佛要去摸他，但是他转身向洗手池去了。

    她的声音满是带笑的惊奇，我不知道之前奎妮有没有跟他讲起我的信，或是我已经动身的事实。

    “是克里西。”她说。

    “是啊，”冯吉勒先生说，“你选择夏天来多伦多，克里西，一定是喜欢热天。”

    “她想要找工作。”奎妮说。

    “你有资格证书吗？”冯吉勒先生问，“你有在多伦多找工作的资质吗？”

    奎妮说：“她考上了大学。”

    “那就让我们希望雇主觉得这一资历够格吧。”冯吉勒先生说着倒了杯水，背对着我们，一口气喝光了。过去，冯吉勒太太、我和奎妮坐在另一座房子——我家旁边的冯吉勒府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冯吉勒先生会从什么地方的合唱练习课回来，或者在前屋教钢琴课时暂时休息一下。听到他的脚步声，冯吉勒太太会警告般地对我们笑笑。我们都低头看着我们的拼字游戏，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