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注不注意我们。有时他不会注意。开柜橱，开水龙头，把杯子放在厨台上，这些动作像一连串小小的爆炸。仿佛他笃定他在那里的时候谁都不敢喘气。

    他在学校教我们音乐时也是这样。他匆匆走进教室，一分钟也不耽搁，轻轻敲一下教鞭，开始上课。他趾高气扬地在过道里踱来踱去，竖着耳朵，鼓鼓的蓝眼睛好生警觉，绷着脸，显出好争吵的样子。他随时可能在你课桌旁停下来，听你唱歌，看看你是否在假唱或唱走调了。接着，他会把头慢慢低下来，鼓鼓的眼睛盯着你的眼睛，用手示意其他人停止歌唱，让你感到无地自容。据说他在各种唱诗班和合唱团里都是那么独裁。但是他很受学员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女士。她们圣诞节为他织东西，袜子、围巾和手套，让他在学校和学校、唱诗班和唱诗班之间的路上保暖。

    冯吉勒太太病得无法持家的时候，奎妮开始料理家务。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不知道是谁给的毛织物，在我面前晃着。

    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是‘小弟弟保暖套’，”奎妮说，“冯吉勒太太说不要给他看，他会气疯的。难道你不知道‘小弟弟保暖套’是什么吗？”

    我说：“呸！”

    “开个玩笑嘛。”

    奎妮和冯吉勒先生晚上都要出去工作。冯吉勒先生去酒店弹钢琴，他穿着燕尾服，而奎妮在电影院卖票。那家电影院只有几个街区远，所以我和她一起走路过去。当我看到她坐在售票亭里时，我明白了，化妆、染了色的爆炸头和大耳环并不是那么异怪。奎妮看起来和街上路过的女孩或者和男朋友一起来看电影的女孩没什么两样。而且她更像旁边海报上的女孩。她看起来与戏剧、火热的恋爱和危险的世界息息相关，那正是里面的银屏上所展现的世界。

    她看起来——用我父亲的话说——不比任何人逊色。

    “为什么不随便逛一逛？”她对我说。可我感觉那样太招摇了。我无法想象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无所事事，没有地方可去，或者走进商店试穿我根本不想买的衣服。我又爬上山，向在窗口大叫的希腊女人挥手致意。我用奎妮的钥匙打开房门。

    我坐在阳台的小床上。没有地方挂我带来的衣服，我也就觉得不必打开行李了。冯吉勒先生也许不愿意看到任何我要留下来的迹象。

    我感觉冯吉勒先生的样子变了，就像奎妮一样。但是他的改变和她的不同，在我看来，他不像她那样变得具有生硬的异质魅力和世故。他的头发原来是发红的灰色，现在差不多是灰白色了，还有他的脸——总是可能会由于别人的不敬或不理想的表现，或者只是因为房间里的东西没放对地方而气得发红——这张脸现在似乎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仿佛是受到了侮辱，或者他眼前的恶行没有受到惩罚。

    我站了起来，在公寓里转悠。有人在家的时候，你永远也不能好好看看他们的房子。

    厨房是最好的地方，尽管太暗了。奎妮在水池上方的窗台上养着常春藤，一个漂亮的无柄茶缸里插着木勺子，就像冯吉勒太太的一样。客厅有钢琴——还是以前家里的那架、一把扶手椅和一个用砖和木板做的书架、一台唱片机，地上还摞着很多唱片。没有电视，没有胡桃木摇椅，也没有织锦窗帘，甚至没有羊皮纸灯罩上画有日本风景的落地灯。是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雪天搬到多伦多的。那天，我午饭时间在家，看见了搬运的卡车。贝特忍不住一直在前门的窗口望着。最后她完全忘记了她平时喜欢在生人面前表现出的端庄，打开门，对着搬运工大叫起来：“你们回多伦多告诉他，别再回来，不然他会后悔的。”

    搬运工开心地挥了挥手，仿佛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也许真是这样。搬运家具经常会遭遇咆哮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