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椅子，用来堆他的旧《国家地理》杂志，是预备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的。他通过系在床架上的绳子开关吊灯。介于父亲是一家之主，这样的安排在我看来很自然，很恰当。他应该像哨兵一样盖着粗糙的毯子睡觉，散发出令人不适的引擎和烟草的气味。阅读，时刻保持清醒，睡觉时也要有所警觉。

    即使是这样，他都没有听到奎妮的动静。他说她一定是在屋里的某处。“你看了浴室了吗？”

    我说：“她不在那里。”

    “也许和她妈妈在一起。又有点神经过敏了。”

    当贝特从噩梦中醒来，或者还没完全醒——父亲称这种情况为神经过敏，她会从她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没法说清楚是什么把她吓着了。奎妮必须带她回到床上。奎妮会蜷缩着贴在她后背上，发出小狗舔牛奶一样的安慰声，贝特到早上什么都不会记得。

    我不得不打开厨房的灯。

    “我不想吵醒她，”我说，“贝特。”

    我看着面包罐——因为用洗碗布擦得太多了，底上都生锈了，坐在炉子上的锅，洗好了还没有收起来，还有费尔虹乳业提供的座右铭：上帝是我们房子的中心。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愚蠢地等待这一天的开始，不知道它已经被灾难掏空了。

    侧廊的门没有锁。

    “有人进来过，”我说，“有人进来带走了奎妮。”

    父亲在长内裤外面套上长裤出来了。贝特穿着拖鞋和绳绒线长袍啪嗒啪嗒走下楼来，边走边咔嗒咔嗒地开灯。

    “奎妮没和你在一起吗？”父亲问她。又对我说：“锁肯定是从里面打开的。”

    贝特说：“奎妮怎么啦？”

    “她也许只是想出去走走。”父亲说。

    贝特没有理会。用粉红色的什么玩意儿做的面膜干在她的脸上。她是美容产品的销售代表，她从来都不会卖她自己没有试用过的化妆品。

    “你去冯吉勒家，”她对我说，“她可能想到那儿有事要办。”

    离冯吉勒太太的葬礼已经有个把星期了，但奎妮还是继续在那里工作，帮忙把盘子和亚麻桌布餐巾等装进盒子，以便冯吉勒先生搬到公寓里去。他要准备学校圣诞节的音乐会，自己做不完所有的打包工作。贝特想要奎妮辞掉这份工作，这样她圣诞节就可以到商店做帮工了。

    我穿上父亲放在门口的橡胶靴子，没有上楼拿自己的鞋。我跌跌撞撞地走过院子，来到冯吉勒家门廊，按了门铃。门铃发出一串悦耳的钟声，似乎表明了这家人的音乐才能。我裹紧“野牛比尔”，祈祷着。哦，奎妮，奎妮，把灯打开吧。我忘记了，如果奎妮在那里干活，灯早就该亮了。

    没有回音。我使劲拍着木门。如果我最终叫醒了冯吉勒先生，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我把头贴在门上，听有没有动静。

    “冯吉勒先生，冯吉勒先生。很抱歉叫醒你，冯吉勒先生。有人在吗？”

    冯吉勒家旁边房子的窗户拉了起来。是霍维先生，一个老光棍，和他的姐姐住在那里。

    “用眼睛看看，”霍维先生朝下面叫着，“看看车道。”

    冯吉勒先生的车不在那儿了。

    霍维先生砰的拉下了窗户。

    当我推开家里厨房的门时，看见父亲和贝特坐在桌子旁，面前放着茶杯。一时间，我以为秩序恢复了。也许有电话打来过，带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

    “冯吉勒先生不在，”我说，“他的车开走了。”

    “噢，我们知道了，”贝特说，“我们都知道了。”

    父亲说：“看看这个。”他说着在桌子上推过一张纸。

    上面写着：我要嫁给冯吉勒先生，你们忠实的奎妮。

    “压在红糖碗下面。”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