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去吧。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好吃的。”

    周六餐厅关门。再说，想到要见到普维斯先生，让我很好奇，很激动。

    “要是他问的话，我真的可以去？”

    所以，我上楼的时候，已经答应了和普维斯先生共进晚餐。共进晚餐，这是他的原话。我问妮娜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急什么？不是明天晚上吗？”

    真的。急什么？实际上，我也只有一件正装，是我用奖学金买的一件青绿色的绉纱裙。我高中毕业典礼就穿着这条裙子演讲。

    “再说了，你穿什么他都不会注意。”妮娜又说。

    温纳太太来接我。原来她的头发不是白的，而是银灰色。对我来说，这种颜色象征着一颗冷酷的心、不道德的行为方式、肮脏的后巷里坎坷的生活经历。我打开前门，打算坐到她身边，因为觉得这样礼貌一点，显得很民主。但是，尽管我就站在她旁边，她对我的举动却视而不见，灵巧地打开了后门。

    我原来以为，普维斯先生必定住在城北一幢庄严的豪宅里，周围几英亩的草坪和未开垦的田野。也许是赛马的说法让我这么联想的。但实际上，车子穿过繁华却并不高贵的街道，朝东面开去，经过一幢幢仿都铎时代的砖瓦房。天色刚暗下来，街灯已经亮了，被雪覆盖的灌木树丛外头，圣诞灯已经开始点点闪烁。车子转进一条被高大的树篱包围的狭窄车道，在一幢房子前面停下。我认出来了，这是现代派的建筑，因为屋顶是平的，窗户开在一道长长的墙上，而且还是水泥建筑。没有圣诞灯。其实，根本就没有灯。

    也没有普维斯先生的影子。车子滑进巨大的地下室，我们坐电梯到了一楼，进了一间光线昏暗的厅堂，装修得像是客厅，搁了坐垫的硬木椅子，抛光的桌子，镜子，还有地毯。穿过一扇扇门，温纳太太在一扇门前示意我走到前面。我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四面墙都是挂钩，屋里搁了一条长椅，像极了学校的衣帽间，除了光滑的漆和地上铺的地毯不怎么像。

    温纳太太说：“把衣服放在这里。”

    我脱了靴子的护套，把手套塞进外衣口袋，把衣服挂起来。温纳太太站在我旁边。她大概只好陪着，给我带路。我口袋里有一把梳子，我想梳梳头发，但是不想梳头还被她盯着。而且，这儿也没有镜子。

    “现在，其他的。”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看我明白没有。我显得像是没明白（其实我应该是明白了，但是我希望我听错了）。她说：“别怕，不会冷的。屋子里很暖和。”

    我没有听她的话立刻行动。她似乎受不了对她的不尊重，随和地说：“我以为你不是婴儿。”

    我本可以拿回外套，要她把我送回去。要是她不肯，我自己也能走回去。我记得来时的路，走回去可能挺冷，不过不到一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我觉得外头的门不可能上锁，找回去的路也费不了什么力气。

    温纳太太看我还是没有动，开口道：“哦，不会吧，你以为你和我们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以为你有的东西，我都没见过？”

    因为她的蔑视，我决定留下来。部分是因为这个，还有一部分，是我的骄傲。

    我坐下来，脱掉了靴子，脱了袜子，站起来，脱掉我的裙子。我穿了发表告别演说的裙子。当时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用的是拉丁语。啊，再见。

    还有我的衬裙。我手伸到背后，解开胸罩搭扣，从肩膀上掀起来，脱掉，扔出去，动作一气呵成，接下来就是吊袜带和内裤，全脱下来，塞进胸罩里，再穿上鞋子。

    “光脚。”温纳太太说，叹了口气，似乎再补充一声衬裙她都嫌累。不过，等我脱了鞋子，她又开口了：“你明白光这个字的意思吗？”

    我把衬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