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因此，有时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去阉小公牛。他就像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杀害。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11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堂·拉萨罗·阿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也没有在意。“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有防备。

    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对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像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3点起就酝酿着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

    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坐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让病人在那儿接受圣药。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吃食。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变得和他到来同样轰动了。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的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惟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在等着杀死他。

    我妹妹咬着牙不哭出来，回到家里，她在厨房里看到了我母亲，老人穿着一身蓝花底的礼拜天服装，那是准备主教过来问候我们才穿的。与此同时，妈妈还一边整理餐桌，一边哼着一支题为《看不见的爱情》的葡萄牙民歌。我妹妹注意到她比平常多放了一个位子。

    “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的，”我母亲对她说。“人们告诉我，你要请他来吃早餐。”“撤掉吧，”我妹妹说。

    于是，她对妈妈说了自己所听到的一切。“但是仿佛妈妈已经知道了，”她对我说。“就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未讲到一半，她就全部清楚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母亲难过极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是依照她的名字起的，此外，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不过，她和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