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两个人紧紧抓起了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弟的目光仍然在盯着他。“他们简直是在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广场。

    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咿咿呀呀地响着，像一条龙似地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这时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只有一个挂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像圣诞节一样，”我的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没有一点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但那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像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林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众人惊讶。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了婚礼，和我一起待到将近4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40只火鸡，11头猪，还有4头小牛犊，新郎把这4头牛犊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他说喝去了205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2000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地大声疾呼：“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要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你想想，他漂亮，端庄，21岁就有了自己的财产。”当有木薯饼的时候，她常常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早饭，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忘在床头柜上了，“几点钟了？”那时是6点25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