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缘关系。尽管如此，没等把女儿的话听完，她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是去教堂参加悼唁仪式时才用的头巾。我父亲从床上听见了一切，他穿着睡衣睡裤来到餐厅，大惊失色地问她到哪儿去。

    “去告诉我的干亲家普拉西达，”她回答说，“所有人都知道有人要杀死他儿子，可惟独她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同她的关系和同维卡略一家同样亲密呀！”我父亲说。

    “永远应该站在死者一边，”我母亲说。

    我的弟弟们开始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最小的几个弟弟听到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不禁哇地一声哭了。我母亲没有理睬他们，这在她是平生第一次，她也没有理睬她的丈夫。

    “你等一下，我去穿衣服，”他对她说。

    她已经在大街上了。我的弟弟哈依梅这时还不满六岁，他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

    “你陪你妈去，”我父亲命令他说。

    哈依梅跟在她后面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往哪儿去，他抓住了母亲的手。“她一边走，一边一个人自言自语，”哈依梅对我说。“这些坏蛋，”她低声说，“为人类所不齿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干，”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正拉着孩子的手。“大概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仿佛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涌向广场。”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脚步，因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直到有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发疯举动表示了同情：“您不必麻烦了，路易莎·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对她喊道，“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