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早晨5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而她本人所以也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像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拉开门闩时，她还是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像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沐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打鸣了，”她对我说。“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惟一的事便是违背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此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6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灭。在扁桃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挂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像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惟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像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24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的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像是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