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学观念对“人”的重视与重新定位

    日常生活真正成为人们日渐关注的描写对象，这与创作主体意识的复归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生活松解开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变得新鲜、活跃，创作主体的创作意识也同时得到了解放。创作的视野变得开阔，思维日益灵活，主题愈加丰富。社会生活终于进入了一个务实——讲求实际的时代，“这种诚恳的态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落实，形成了一股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时代潮流。它使社会重新获得了开放性的生命，也就是说重新肯定了人的价值，肯定人在创造现实的各种可能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们整个生活的节奏开始予以科学新时代为背景的世界节奏保持相同的频率，我们和陌生已久的世界沟通了。”(3)随着“定向写作”、“任务写作”日子的结束，作家们慢慢复苏了僵硬的翅膀，在张开双臂拥抱自由、放声歌唱的激动底下，同时伴随着的是对文革的沉痛反思，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反思，对人的反思、对自我的重新认识等等。感情和理性的复杂交织，使得这个时期的文学再一次定位于“人”上，对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开始了多方面的探索与挖掘。

    对真实的本质的人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我生命体验的重新把握，在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回归之起，成为文学创作最为重要深刻的目标。过去那种一切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舍近求远、离开生活本真的创作是多么的虚假和生硬。文学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也不是芸芸众生的“道德”说教工具，文学也不可能肩负过于沉重的教化与拯救的责任，文学就是文学自己。神圣的帽子只能压断它飞翔的翅膀。时代的转折导致了创作主体的文学创作观念的调整，同时西方新的艺术观念也再次涌入中国，深深影响了当代作家的文学观念，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西方美术界兴起的“生活派”艺术家，他们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所蕴含的艺术可掘性，他们提出“艺术与生活无界限”的美学观念，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艺术品，街头噪音是最好的音乐，宇宙飞船与地面的通话胜似贝多芬的乐章，俯拾皆是的生活用品和垃圾箱中的破烂含有最高的审美价值。”(4)这种艺术观提示我们：曾经，我们忽视了多少可以开掘出艺术宝藏的生活内容。

    2、普通人再次成为生活的主角和民族灵魂的体现者

    普通人是民族精神最形象的体现，最根本的载体。因此，普通人形象的变异一方面折射出民族精神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出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建国起至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大多数文学形象是“英雄主义”。激情充沛地塑造英雄人物、抒发壮志豪情是当时文学的时代风尚。尽管“十七年的文学中，仍然有不少描写普通人的作品，但由于受时代观念的直接驱策，作家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从描绘英雄形象的立场出发，尽最大的努力去挖掘突出普通人身上那可以被上升为英雄气概的因素。结果，普通人形象也是英雄般的顶天立地地。这与其说是普通人的形象，不如说是英雄的通俗化。”(5)当作家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领域，文学作品必然会打破以往英雄人物领衔主演的模式，还原生活中的普通人的主角地位。

    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普通人在精神本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人物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常常是：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要获得生存下去的条件，他们不是靠进取式精神去把握，而是靠各种不得不有的妥协失败甚至牺牲去换取。这实在是民族精神在实利面前蜕化缩水的显现。这反映出物质时代在对大多数个体精神世界侵蚀的同时，也侵蚀了民族精神的机体。这是民族灵魂发现的最大的严酷社会现实。普通人形象在政治或道德上不再具备“英雄”或者潜在的成为英雄的崇高性，而是变得平庸世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