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等作品中，张炜对乡土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这里充满了以强凌弱和当权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对乡土的反叛与对丑陋国民性的厌恶取得了异质同构的共振关系。而以《九月寓言》为界碑，张炜在工业文明的喧嚣面前，在都市人心的浮躁与堕落面前，把大地当成了人类的永恒归宿，这缘于他血液中的田园情结和对乡村平和、恬淡、友善的诗意人性的想象。

    除了对乡间生活和谐的美和健康人性的讴歌，老作家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还传达出对一种理想的生活态度的欣赏与追求。在《受戒》里，明海为了谋生，小小年纪出家当了和尚。周围的人还是和他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并没有谁歧视他，明海出家所在的庵里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和尚们可以娶妻、找情人、谈恋爱，还可以杀猪、吃肉，唱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酸曲，在当地的风俗里，和尚甚至可以和妇女私奔。在《大淖记事》里，锡匠们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分钱也很公道；女人们像男人一样挣钱，和男人一样的走相、坐相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腿叉得很开。她们和男人一样赤着脚穿着草鞋，和男人一样嘴里不忌生冷，用男人们骂人的话骂人。做姑娘的还稍微文雅些，一旦做了媳妇，就姜太公钓鱼百无禁忌；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巧云被刘号长强暴后，并没有如丧考妣般寻死觅活，仍然从从容容、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乡邻们也没有谁在她背后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大家只是为她感到惋惜，小锡匠并未嫌弃巧云，频繁地和她在夜里约会，甚至睡在了她家的床上。师兄弟们为他们在师父面前保守着秘密，晚上悄悄地给小锡匠留着门。凡此种种，都流露出一种通脱潇洒、宽容仁厚、率性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而这种态度和追求，正是作家十分向往的，也是深受儒家礼教文化约束的中华民族非常欠缺和需要的。

    与汪曾祺的追求相近的，还有陕西作家贾平凹。从1982年始，贾平凹陆续发表了“商州系列”作品，在这些为商州而写的小说和散文，尤其是《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这类地方志式的笔记体散文中，作者以不无夸张的口吻不厌其烦地、如数家珍般地讲述了商州的地理位置之重要、物产之丰富、风景之美、历史之辉煌，以及不无原始意味和神秘色彩的边地文化。更其重要的是，作家捕捉到了商州内在的气质、精魂和整体文化氛围。这种气质和氛围与道家精神颇为契合：在《〈商州初录〉莽岭一条沟》中，莽岭人“稍稍长大，心性就野了，山上也去，林里也去，爬树捉雀，钻水摸鱼，如门前的崖上的野鹞子，一出壳就跑了，飞了，闯荡山的海，林的海了。长大成人，白天就在山坡上种地，夜里就抱着老婆在火炕上打鼾。”［13］这些生活在化外之境的商州山民，是真正的自然之子。他们保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山水之间尽情嬉戏，没有功利思想，没有机心和诈巧，自由而快乐地生活着。他们保留和发展着人性中美好的因素。每一个人在半路上草鞋破了，换上新的，就将旧草鞋双双好生放在路边，后边的人走到这儿，草鞋或许也破了一只，就在前边人放下的草鞋里找一只较好的换上。更叫绝的是，“这条沟家家门前，石条上放着黑瓷罐子，白瓷粗碗，那罐子里的竹叶茶，尽喝包饱，分文不收。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家规，走山路的口渴舌燥，似乎这与他们有关，舍茶供水则是应尽的义务呢。假若遇着吃饭，也要筷子敲着碗沿让个没完没了。”［14］

    显然，作家对商州的风土人情进行了诗意化描绘，渲染了商州人与世无争、淡泊淳朴、从容宁静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