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商州营构成一处不染尘埃的世外桃源，使人目醉神迷，心向往之。可以看出，贾平凹对这种边地文化过于陶醉，具有一种文化理想主义色彩，缺乏历史理性。这对于一个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作家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严重的缺失。从作家的创作意图来看，贾平凹是想为我们描画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乌托邦世界，然而真实的乡土世界并非如此纯净，而贾平凹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比如，在言说主体感情分裂的《〈商州再录〉题记》中，贾平凹心情复杂地写道：

    “当然，也令我吃惊的有另一些发现和感受，是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儿时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只感到商州已经不是往昔的商州。……这不免使我愤怒。静心思索，又感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山民既保存了古老的传统遗风，又渗进了现代的文明时髦，在对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的诸多问题上，有传统的善的东西，有现代的美的东西，也有传统的恶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丑的东西。”［15］由此可见，早在《商州再录》时期，贾平凹已经存在言说主体感情分裂的问题。之所以在后来的“西京”系列都市题材小说，比如中，贾平凹一如既往地或者以甜蜜陶醉的笔调，或者以矛盾犹疑的情感来写他记忆中的乡土世界，是因为乡土世界极易与人情冷漠、紧张繁忙、虚伪狡诈、充满诱惑和陷阱的都市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这些作品对乡土生活的美化，无异于表明了作家对现代文明的逃避与厌倦，对人性异化、生命力萎顿的都市生活的讨伐与批判。这种对种的退化的批判，对雄强的生命力的向往在贾平凹的中更加明晰。实际上，作家怀念的并不止于狼，他怀念的是蓬勃甚至粗蛮的生命力、健全的人性和无拘无束、无挂无碍的生活方式。

    将这种生活方式推到极致的是莫言，莫言在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叙述了“我爷爷”、“我奶奶”狂野张扬、恣肆泼悍、奔放热烈、无畏无惧、无拘无束，充满原始野性和生命强力的传奇性经历。这样一种颇具酒神精神的生存状态，显然与传统儒家文化所倡扬的克己、复礼、忍让、谦恭等纲常伦理和做人准则格格不入，但与其说这只是作者的虚幻想象，勿宁说这是作家对于民族的强悍勇毅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与向往。而莫言的另一些小说，“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人的本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如、《金发婴儿》、。这两部分作品似乎构成一种对比，而暗含着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后代的怯懦、孱弱的批判。”［16］

    这种对雄强生命力的向往在陕西作家路遥的文本中表现得更加复杂。路遥出生于陕北清涧，陕北处于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过渡地带，历史上又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因此陕北的民性和文化深受游牧文化的影响，路遥也不例外。游牧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与贾平凹、莫言不同的是，这些硬汉生命力的强悍并非表现为一种近乎原始的粗蛮，或者无知无为的一种放旷与天真，而是表现为他们在苦难面前永不低头的生活姿态。

    中国作家自古以来便具有强烈的苦难意识，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在多灾多难的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忧患心理和苦难意识成为作家们普遍的生命体验，并由此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典型的美学基调：“悲凉”［17］与此不同的是，路遥对苦难的叙述却给人一种“悲壮”的美感享受：苦难虽然无处不在，却并不会使人丧失斗志。相反地，它会给人一种愈挫愈奋的激励。因为路遥作品中的人物虽屡遭磨难而从不放弃信念，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高度契合。这既是笔下人物对于苦难的反应，也是路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