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强化了人物身上的阶级属性，而导致了作品对人性和国民性探究的不足。

    上世纪八十年代，宁夏作家张贤亮发表了一系列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等。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在叙述自己的苦难生活经历的同时，留恋不已地写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坚强、重情重义和柔韧强健的生命力。比如，在中，许灵均在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解除劳教后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位牧马人。一次，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啥叫右派？”他讷讷地说：“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那个叫“郭蹁子”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就是读书人。”听了此话，老放牧员沉思地说：“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两位放牧员的对话充分说明，底层人民有自己看人看事的一套不同于官方的评判标准，那就是诚实、正直、善良。因此，许灵均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右派”而遭到放牧员们的孤立或歧视，相反地，他得到了他们慷慨真诚的同情、爱护和帮助。“郭蹁子”给他领来了要饭姑娘秀芝，想促成他们的婚事。秀芝脑子里并没有什么“右派”之类的概念，她只有庄稼人朴实的理智：她看得出许灵均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知道许灵均要结婚的消息后，农场的放牧员们有的给他出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写到这里，作家按捺不住地发出了议论：“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些黑暗的日月里！”正是底层劳动人民朴实无华的爱护给了许灵均力量，帮助他度过了逆境。对此，许灵均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因此，当他那位在国外当资本家的父亲回国后找到他，表示可以帮他出国时，许灵均拒绝了。他已离不开那些和他朝夕相处多年的乡亲们，他明白自己这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劳动者的情感。

    在中，章永麟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来到一个村子当上了农工，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里他遇到了雄豪、剽悍而又痴情的车把式海喜喜，和调皮、开朗，多情而美丽的女人马缨花。这两位同样粗犷不羁的底层劳动者，一个给了他侠义的友情，一位给了他热烈的爱情。章永麟“抢”走了海喜喜暗恋的女人——马缨花，但海喜喜在准备放弃马缨花出外流浪的前夜，却找来章永麟，真诚地劝他和马缨花成家，并在干草堆里藏了一麻袋一百多斤的黄豆，送给章永麟和马缨花过日子。在马缨花贫穷而又温暖的家里，章永麟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肚子，终于体会到了吃饱的美妙感觉。章永麟从马缨花那里不仅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而且在精神上得到了温存、同情和底层劳动者对于读书人的敬意。然而马缨花对章永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求回报的，这是一种彻底“无我”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爱情。于是章永麟觉悟到：“无私的友情，善良、同情、怜悯…。。人的美好的感情，本不是像我原来认识的那样，被饥饿和艰辛的鞭子驱赶得一干二净了，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越显现出它的光辉。命运啊命运，既然把我从象牙塔里拽出来，难道就对我没有一点好处吗？我所接受到的最深切的温情，人生遭遇中最难得到的东西，不正是在这种时刻，这种条件下吗？”章永麟的慨叹，也恰恰是作家想要表达的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此外，作家对海喜喜的威武、剽悍，马缨花的奔放、开朗、坦荡、调皮，也都不无激赏之情。不言而喻，作家对底层劳动者的刻画，既有写实的成分，又蕴含着他对理想的乡土灵魂的合理性想象。

    值得一提的还有山东作家张炜，他对乡土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