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求变求新的热情相符，所以，它在创作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参与论争的有许多是当时比较受关注的作家，他们就现代派文学所发表的观点很引人注目，产生的影响也是空前的。叶君健先生为此书作了序，他的序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的时代性与合理性，并指出掌握当代世界文学的潮流和动态，与世界文学交流，进而参与世界文学的活动也是从事各方面“现代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王蒙、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等人为看到此书而欢欣，并纷纷就此书的出版发表自己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看法。王蒙称这本书“论及了小说技巧的一些既实际、又新鲜的方面，使用了一些新的语言，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路”。(9)冯骥才称“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突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10)他还说，“现代派”并不是洪水猛兽，没有必要惧怕，它是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而出现的。然而，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冯骥才的创作，就会发现他的作品中很少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他注重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的实用功能和时代性，此前的文学已经被大一统的政治气候异化，在这个时候，文学最需要的就是走出异化，找回自我。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的，所以，它在中国得到当时许多名作家的认可，但是这些作家接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前提是从民族文化出发的，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中的许多技巧因素，创造出一种和西方现代派完全不同的现代小说”。(11)

    尽管有很大一部分作家和理论家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和超阶级性，但客观看来，每一个文学思潮的产生或者从外国的引入都是有一定预期目标的，作家理论家常常是要通过新的文学思潮来反抗业已形成固定模式和规范的文学乃至社会，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反传统，而现代主义文学从内在思想到外在形式的反传统的气质正是他们要找寻的，所以，他们从“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和建设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考虑，把西方现代主义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同译介到中国，他们当时引入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出发的，最重要的是为了借此反抗几千年来在中国已经形成强大势力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五四”时期颇为相似，西方的各种思潮在很短的时间内涌入中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当代文学史上的“方法年”、“观念年”等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只是由于之前社会历史政治的影响，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少了“五四”时期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而多了一份成熟谨慎的气质。在先锋派小说等具有新鲜气息的文学作品出现时，人们大多关注的是其外在的形式，如先锋派小说的得名就是因其外在形式的先锋特点。透过其先锋的外表，我们看到，这类小说的内在目的之一仍然是通过先锋的形式来反抗业已形成定势的以政治立场衡量一切的标准。返顾20世纪中国文学时，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文学思潮的兴起都带有一种反抗特征。所谓“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界在表现方法、叙事技巧、主题选择方面借鉴学习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展现出了对新的文学形式的探索；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界在文学的本体意义和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方面接受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相比，这里的“人”是个体的人的深化和发展，是非理性层面的“人”。与此同时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还有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此外，各种西方现代文学的译介研究著作纷纷出版，柳鸣九选编的《萨特研究》、骆嘉珊选编的《欧美现代派作品选》、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