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了。

    改变有理的蒙德里安

    冯内古特的《蓝胡子》小说中，有如此几句缺德的对话：

    “我要画里头有树。”

    “哦，绿色和褐色。”

    “还要有天空。”

    “蓝色。”

    把摇曳生姿的树和变幻不定的天空，只简单表现为大块扁平的绿、褐和蓝，这是聪明洞视的本质回归呢，还是一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粗暴化约呢？

    然而，这里我们得话说前头，不管我们决定如何看待蒙德里安的转变，都得当个大前提来承认：他绝对是个认真、诚恳、而且极其正直的人，更是个可堪长时间寂寞而且不会想哗众取宠的人，也许顽固多了点，但绝非我们印象里当代画家那种口沫横飞、善于经营展示自己、自我规范能力薄弱、还刻意放纵以作为才气卖点的表演家推销员。蒙德里安走入高度简化的怪异世界，其实嘘声远多过掌声，但他完全服膺着自己的认知，矢志不回，有过程、有步骤、有清晰的变化理路，甚至还一幅画一幅画地留下了几乎不能再完整的每一个变化阶段环节，他绝不是那种抹口水于手指头，时时测风向好决定往哪走，换信仰比换衣服还快还方便的弄潮之人。

    我们从他以“教堂”“沙丘”“风车”和“海潮与防波堤”为主题的系列画作演进，都能清楚看到这个轨迹，而其间又以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树”的造型变动最彻底——蒙德里安先让颜色剥落凋零，呈现出单纯的深浅单色；再来则是蔓生枝桠的大胆砍伐，成为规律性的几何形态粗胚；然后曲线逐步被拉直成斜线，斜线又进一步演化成水平和垂直的线条，就这样，莫奈不回头成了罗登巴尔。

    这样的转向，诚实的蒙德里安当然有一整套相应的理论，只是，有理论并不保证就一定有道理或说是好的，尤其是面对未知微妙世界的创作者，有太成形太顽强的理论指引，常常还是挺危险的。

    蜀道难的创作图像

    在人类诸多创造性领域之中，很奇怪的，画家似乎是最爱揭橥理论、最爱解释自己作品和创作意义的一种人——比起来，使用文字最多最纯熟、思维续航力最持久的小说家对此反倒戒慎恐惧，比方说，最热衷在小说中滔滔讲理的托尔斯泰，便曾在答复一名贵妇人有关意义问询之时，婉转地说，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整部同样的篇幅规模，因而无法应命；而一样拥有强大论辩实力和纵向历史视野的米兰·昆德拉则直接讲，小说家不好解释自己的作品，因为“作品通常要比它的创造者聪明一点，如果一个小说家比他的作品聪明，那他最好考虑转行”。

    这是极漂亮的一番话，引人深思。

    我个人的体认大致是这样：理论，大体上可以视之为人类思维的秩序化，基本上在某种明晰的、普遍意味的思维层面上工作，然而，面对着未知、不确定、宛如迷雾笼罩的创作世界，即是某种太初的混沌状态，在此阶段，思维“暂时”觉得自身是空的、一无所有的，而以各种合理不合理、可能不可能、成形不成形的方式尽其一切可能的漫射突穿而出，其中包含了洞见、感悟、直觉，甚至只是模糊飘忽的一点点灵光，这些他日(或说下一个阶段)理论在秩序化过程中不好容纳、不方便承认、可能必须予以割舍的思维方式和路径，却是创作者和创作阶段无可替代甚至是仅有的装备武器，可能发现并捕捉到一些人的聪明始料未及的猎物——我想，作品比原作者多一点、更聪明一点的地方，可能就是由此而来，以一种难以规律性语言的微妙样态被掌握的。

    如果我们可以用某种跋山涉水的冒险旅程来比喻面向未知世界的创作世界，那么，眼前应该是如李白《蜀道难》所描绘的那种原始险恶景象，没任何既有的路，或仅仅是一两人走过又被丛生蔓草重新占领的小径，是地摧山崩壮士死，然后天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