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子的一个技术问题：没错，罗登巴尔是画得来，只要他有画布、画笔、几管颜料和一根大尺。但这头才压下去，另一边的问题立刻翘了起来：如果就连罗登巴尔都能画得来，这样的画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这值得买值得偷吗？要的话干吗不自己画个三张五张呢？

    是啊。

    不再是工匠的绘画者

    事实上，这个问题通常会被问得更直爽更不保留：这样的画家到底会不会画啊？意思是，他究竟是不是唬弄人的？是否骗子？

    问题若转成这样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当下就能大声回答：会画，而且真的很会画——蒙德里安此人生于一八七二年，至于他受到毕加索、波拉克立体派的启示、画风丕变向抽象，则是一九一二年他到绘画王国前进之都巴黎参展之后的事了，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他已勤勤恳恳在画布上和具体的实相拼搏了三十年以上的时光。蒙德里安自幼就有天才之名，十七岁拿到小学绘画教师的资格，二十岁又转头进入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艺术学院深造，过人才气加上严谨完整的正规训练，使他才二十岁出头就成为荷兰新一代的最重要画家，三十一岁又以《静物》一作拿到艺术家画会的illink van Collen大奖。

    然而，这样一个实力派的画家，又为什么甘心放弃他苦心淬炼的圆熟技艺，放弃他所拥有最具威力的武器，下凡到我们正常人皆能的世界来呢？这且让我们阵前易将一下，用一个比蒙德里安更熟悉、也更夸张的实例来试着回答，这就是毕加索，一个比蒙德里安更会画，但也更多变的伟大奇才，人类绘画史上的百变金刚。

    如果大家没能亲临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如我个人，希望至少也曾在画册上见过毕加索“幼年期”的画作，如十五岁时的《额发蓬松的自画像》或十六岁时的《科学与慈善》，那你也一定会像我个人初见这几幅画的感受一样，有种如遭雷殛的可怖惊吓之感——因而，你也会相信以下这事绝对属实：据说，成年后的毕加索有回参观某个儿童画展后表示，他这辈子绝无可能画出诸如此类的天真童稚之作好参加此类画展，理由简单得气死人：“因为我九岁时就已经和拉斐尔画得一样好了。”

    他那位同时是画家、艺术学校绘画教师、博物馆馆长的可怜父亲，反应和我们相去不远。他在毕加索不到十三岁时，就把自己生命志业所寄的画笔画具全给了这个可怕的儿子，至此封笔一生不再画画，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人家想想罢，如果一个人九岁就拥有拉斐尔般全套究极古典绘画技艺，偏偏又造化弄人让他整整活了八十几岁，你能希望他这辈子怎样？如白老鼠踩轮子般埋头重复又乏味地照着画七十多年？还是他一定会不安分地想点做点特别些的，比方说把线条扭曲拉长，让实相拆解堆叠，在颜色上搞点变化什么的？

    我想，只有当一个绘画者的身份自觉是工匠时，这样的甘心重复才可能发生，就好像我们上班族的职业身份自觉一样，每天朝九晚五重复几十年的同样乏味工作直到弄到一笔退休金养老，或让不肖儿孙套牢在股市房市血本无归为止。拉斐尔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画者，彼时他们的身份主体显然是工匠，依存于教会、国王贵族或新兴权贵巨商家族，老板要你画祖先的肖像就肖像，要你画圣经人物就圣经人物，想想，老板家客厅缺了沙发要你敲敲打打做出来，你能费心费神搞出个高倍显微镜要他们一家子就坐这上头喝茶聊天吗？

    麻烦便在于，历史一路走到毕加索、蒙德里安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彼时西欧社会的持续发展赋予了这些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创作者、艺术家身份：画家。如此，变化的尝试看起来不可避免了，不管这个面向未知世界的变化是好是坏、有理没理、提升或者沉沦，就是非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