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拿的那个档案到哪儿去了？”她大声地说，以盖过那些声音。

    汉克的尸体埋在哪里？另一个声音又迸出来。那晚那段四下无人的公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把她的生活整个颠倒了？

    那是当你开始问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时的问题——安想。一组问题只会引发另一组问题。

    大约十点，安从咖啡室回坐位时撞见波利·罗杰斯，“安，”他说，手上拿着一个厚重的案夹，哭丧着脸，“我知道你刚回来，但我实在搞不懂这个宾果。这比弄懂我的退税单还难。”

    安笑了。宾果单是他们对刑期计算表的戏称，那表格让很多人想起退税单。加州在很多年前通过了一条重要的法律，将每项罪状都订出各自的刑期。

    “没问题！”她对他说，“到我的位子上来，我们马上来研究看看。”

    二十七八岁的波利·罗杰斯是个瘦小的男人，瘦弱到坐在办公桌前还要垫个枕头才够高。安从来没有看过他吃东西，传言说他有饮食失调的毛病。但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且安向来总愿意对经验比较差的同事伸出援手。

    “现在，波利，”等他拉椅子过来坐在她的桌旁之后她说，“给我你的宾果单和法院的指示，列出定下的罪状，还有你的建议。”

    罗杰斯把整个档案都拿给安，等着她阅读每个细目。安发现，他觉得这么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现在处理的这个案子牵涉到多重罪状，而且全是性犯罪。性犯罪的判刑指标比所有其它犯罪都来得复杂。每一年新增的法条都有影响。安是这方面众所皆知的专家，她可以在一分钟内就把一个五十项罪状的案子用心算算出刑期；相反地，罗杰斯以及其余大部分人则根本算不出来。

    “这是你出错的地方。”她对他说，指着那张单子，“这一条的刑期要连续服刑，而不是同时服刑；而且你把原先的盗窃罪的加重刑期放错地方了。”

    罗杰斯没有听懂安在说什么，“为什么那个该死的法官不能自己算出这些东西？他们赚的钱比我们还多。”

    这是大多数被派到法院来服务的监护员的共同感想，安已经听得太多了，所以只有耸耸肩一笑置之。

    “何不先看看你现在加起来的刑期答案是多少，波利？”她说，把改正过的单子交给他，等着他把答案算出来。

    这几年来，这份工作已经越来越专业化。一直到六个月之前，波利·罗杰斯的职务还只是外勤服务。在那个职位上，他只需要监督罪犯，并在他们违反缓刑法时提出报告就没事了。外勤服务员跟法庭调查员完全是两回事。许多人对待办的案件都掉以轻心，穿着牛仔裤和汗衫来上班，且很少必须为

    案子出庭。现在波利被调到法院内服务，工作就集中在为法庭书写及调查审判前的报告。

    “你为什么加重这条刑期？”安说，从他的背后看着那张表。

    “因为他用枪。”他回答。

    “但你已经以使用武器加了两年给他了，那样你就不能再以同一理由要求更高的刑期。懂吗？”安说，“那就像是双重责难了。他不能在同一项罪行上被惩罚两次。”

    “那么，”罗杰斯说，很显然被弄糊涂了，“他的前科也是加重刑期的因素，而我已经采用那点加重过他的刑期了。这跟你说的一样吗？”

    “不！不一样。”安说，开始跟波利一样沮丧了。她知道这东西很复杂，也替这男人感到难过。但是若他想做好他的工作，就必须搞懂法律。

    “这项加重是根据一项特定的前科，这项盗窃罪而已。而你是以他的整个犯罪记录来加重他的刑期。懂得其中的分别吗？”

    安看看桌上成堆的档案，再回头看看同事。她实在没时间坐在这里一整天解释给他听。从他手中抓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