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产大佬当中，张宝全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一次次地直面生死。张宝全说：“当一个人能够这样从容地面对生和死的时候，所谓的逆境，得与失的问题，风险、生存的问题，你都会从容地去面对。”

    1、越战记忆

    张宝全曾经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小木匠，心灵手巧，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每天就可以挣到2.25元的工资，绝对算是高薪了。一天，他去给人武部领导修窗子，歇息的时候，人武部领导的夫人突然问他：“小木匠，你是本地人吗？”“我是。”“怎么不当兵？”“没人介绍。”“我帮你介绍吧。”短短的几句对话改变了张宝全的人生轨迹。

    越战爆发后，张宝全写血书请缨去前线。当时，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云南的一个寨子里，随处可见被炸断的香蕉树和残垣断壁。但张宝全发现，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村民依然很快乐，到了晚上，用破草席铺在地上休息的男男女女，伴着月光弹着三弦琴倾诉衷情……这种豁达和乐观的氛围感染了他，使他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下来。

    张宝全的身份是战地记者。每隔一两个月，他就要去后方领自己的稿费。在回前线的路上，他总是将一沓稿费换成香蕉等吃的东西，扛在肩上，边走边吃——在不知道明天是生是死的时候，存钱没有任何意义。路上遇到他的人都能分享他的“财富”，还没走到地方，东西已经被大家“共产”完了，每个人都很快乐。

    在战争中参透了生死的张宝全不乏惊人之举。1985年春节，张宝全到“李海欣高地”去采访。“李海欣高地”距离敌人的阵地非常近，近到白天咳嗽一声，对方都能听见；晚上对方打呼噜，这边也能听见，因为敌我双方的阵地之间只有20多米的距离。而要想到达高地，就必须穿越一条生死线。这是唯一一条连接高地与后方的交通线，因为敌人的阵地位置比较高，交通线完全暴露在越方的射击范围内，居高临下，一打一个准。

    大年三十，张宝全踏上了这条生死线。他背着沉重的录音设备，在交通壕里猫着腰前进，“感觉就像在受刑”。走出没多远，张宝全就受不了了，要死就堂堂正正地去死！他突然站了起来，大大方方地向前走。战友们被他的举动惊呆了，大喊“快趴下”，张宝全充耳不闻，依旧大摇大摆地走向“李海欣高地”。敌人竟然没有开枪，张宝全就这样通过了生死线。后来才知道，当时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默契：过年的时候，停火三天，从大年三十开始。“我幸运地从死神面前拣回了一条命！”

    但战争毕竟有它残酷的一面，会在人的心理上留下毕生的阴影。一次，张宝全到一个连部去采访，连长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红烧肉罐头都拿了出来，招待他这个大记者。结束采访后，他刚刚走出连部指挥所，背后就响起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张宝全急忙往回跑，他刚刚还在里面采访的连部地下指挥所已经被炮弹炸塌了。战士们在拼命地挖，希望能从废墟下找到幸存的人，可最后挖出来的都是残缺的尸体。现场只有连长一个人是全尸，而且他全身的皮肤红涨得像打了气似的！那是因为炸弹高温的作用，把人都给蒸熟了，“看上去就像我们平时煮熟的猪肉一样”。从那以后，张宝全再也不吃红烧肉了。

    2、南征北战

    转业后，张宝全去了电视台，后来又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等到毕业后分配到电影厂，张宝全才发现“钱是多么重要”，没有钱，电影梦就永远是电影梦。他决定先下海挣钱，然后再回来拍电影。按当时的行情，一部电影要投资50万左右，所以，张宝全的目标就是挣够50万。

    1992年，张宝全到了海南，注册了一家公司，办公地点就在一个住宅小区里，实际上就是个皮包公司，从总经理到打扫卫生的，只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