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逃脱。那天在布拉尼石酒吧，沃伦·安德森告诉我，事发当天上午，幸亏他在三楼停下与一个朋友讨论扬基队的赛况才免于一死。我不知道对他来说究竟是什么情况，但从各种灾难中侥幸逃脱似乎已经成了我的特点。

    “我没事儿。”我回答帕德罗。虽然不是实话，但知道自己并非是唯一能看到索尼娅的太阳镜的人还是让我稍微好过了些。如果这副太阳镜真的存在于世上，很可能克里夫·法雷尔的h＆B球棒也是如此。

    “是那副太阳镜吗？”雷夫突然以一种尊敬并随时准备好大吃一惊的口气问，“是第一部里面的太阳镜吗？”

    “不是。”我说着把镜架折了起来，就在这时，库布里克那部电影里女主演的名字突然冒了出来：苏·莱思。可到底是谁演的那变态，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只是个便宜货。”

    “那么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雷夫又问，“否则你干吗特意跑下来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有人把它放在我的公寓里了。”

    没等他们再次发问，我便上了楼，四处查看，希望不要再发现别的东西。我的希望落空了。除了太阳镜和一侧烫有理赔调查员的球棒，还有一块豪伊牌爆笑放屁垫、一个海螺壳、一个嵌在合成树脂方块里的钢币和一个上面坐着爱丽丝的陶瓷蘑菇——红色的带着白斑点。放屁垫是吉米·伊格尔顿的，每年圣诞派对上都会被大家拿来大玩特玩。陶瓷爱丽丝原来是放在莫琳·汉农桌上的——她曾告诉过我，那是她祖母送给她的礼物。莫琳有一头及腰的美丽银发，在商务环境下很少看到那样的发型，但她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快四十年，也因此觉得自己够资格自由处理发型。我对海螺壳和钢币都有印象，只是记不得是在谁的隔间——或办公室——里了。可能以后会想起来，也可能想不起来。莱特贝尔保险公司有太多隔间和办公室了。

    海螺壳、蘑菇和树脂方块整齐地放在起居室里的咖啡桌上。放屁垫——我认为它的位置恰如其分——放在马桶水箱上，挨着最新一期的《斯班克农业保险简报》。我记得告诉过你们，农业保险曾经是我的专业，我知道里面所有的门道。

    那么，这件事背后到底有什么门道？

    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遇到麻烦，需要找人谈谈时，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给家人，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在我两岁、姐姐四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了。我妈却不是个能将家庭甩手不管的人，她坚强地把我们姐弟俩抚养成人，还在家里经营邮购订单交换所的生意。我相信，这个商机是她一手创造出来的。她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尽管后来她告诉我，刚开始的一年十分艰难。老太太抽烟抽得像烟囱一样凶，四十八岁时便因肺癌去世。如果她能多活个七八年，很可能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百万富翁。

    姐姐佩吉现在住在克利夫兰，在那里为玫琳凯化妆品、印第安人职业棒队工作过，并接受了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义。当然，不一定是按我所说的顺序。如果我打电话告诉老佩吉说在公寓里发现了这些东西，她一定会建议我跪下来向耶稣祈祷。可是，不管这么想正确与否，我真的觉得在这件事上耶稣帮不了我。

    我还有人数不多也不少的一群叔叔阿姨和表亲，但他们大多数都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多年未联系。基利安一家——我妈那边的亲戚——从来就没有大家庭团聚的念头。生日和圣诞节时寄张卡片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完成联系家人的义务，若是情人节或复活节也收到卡片，就绝对是意外惊喜。圣诞节时致电某位表姐或是她打过来，我们都会嘟囔着“不久的将来”找时间团聚的废话，然后同样如释重负地挂断电话。

    另一个选择很可能就是邀请某个好友来喝一杯，给他说说具体什么麻烦，再问他有何建议。可我小时候就是个害羞